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从伦理学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发现自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赋予人类及其他物种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与其他生物同处地球生态圈中,同样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但在这种意义上自然与人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然而走出人与自然的这种纯粹的自然联系,我们就可以发现自然还具有某种人的属性。当自然被作为社会领域的组成部分,即从社会的角度认识自然,自然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就有了社会性,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就具有了人与人关系的属性。就自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来说,自然是人类的“恩人”,人类需要对自然施以道德关怀。”xxx那么，作家如果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这样的道德关怀，就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周立波的故乡系列小说在张扬丰富的地域文化中表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伦理化思考，其现代性焦虑也由此而生。
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动物不具备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独立的道德地位，只能作为人类附属性的存在而存在。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写动物，从细节入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思索着各自生命存在的意义。
《山乡巨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绡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光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雾色的炊烟飘泛在家家的屋顶。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
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的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和全国全省的各地一样，清溪乡的常青初级农业社，经过邓秀梅和李月辉一个来月不停不息的奔忙，并入了两个小社，扩进了一批单干，建成一个约有九百人口的高级社，还叫常青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谢庆元勉强当选为副社长。说是勉强，因为有一些社员开首硬不肯选他。为了这事，李月辉和刘雨生暗地里做了好多说服的工作。”
“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给人的感觉是混乱与错综复杂,暗示了当时合作化道路的曲折难行。但从伦理学角度看，就是动物与人一样，在大自然中各有各的位置。
短篇小说《“割麦插禾”》直接以鸟声为题，突出了儿童关于鸟的新奇的想象。
“它一早晨，就把人叫起，天天一样，比我们李队长还要经心。”
“它要叫道六月才回去”。伏生又补充一句。
“回到哪里去？”
“北京，那还要问？”
“它在北京有家吗？”
“有。”xxx
这里将儿童天真的幻想融入动物叙事中，表现了在日常生活中敬畏生命的理念。同样，《伏生和谷生》写儿童与鸟的故事，惟妙惟肖。
“山野的飞鸟，他都认得，麻雀、乌鸦、喜鹊、鹞、鹰、鹭鸶、野鸡和竹鸡，这些常见的鸟不消说，就是‘割麦插禾'、‘落沙婆'以及杜鹃鸟，他也晓得。还有一种鸟，羽毛华美，尾巴老长。雌性一身白，飞时总是领头；雄的披一身嫰黄色的羽毛，总在雌的背后赶。伏生说，他们就是祝英台和梁山伯。”xxx
这里借“鸟“隐喻民间爱情故事，是儿童渴盼成人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图景的憧憬。
《禾场上》以鸟说事，活脱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忙碌——
“鸟类没有接生员，难产的‘落沙婆’无法减轻她临产的痛苦。”xxx
这是生命的象征，它将鸟类的繁衍与人类的生产相提并论，表现出作家对生命之脆弱的关切。这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情感的流露，而是一种从生活本身出发的生命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