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现实主义成就之一是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

恩格思曾说：“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来，要让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xxx。由于文学创作比新闻通讯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这也使得“刘雨生”们，比“曾五喜”们有了更厚实的思想内涵，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和历史的本质。

建国初期，无论是从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们，被当时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所激动着，为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所激励着，普遍充溢着乐观而又昂扬的情绪。他们坚定地相信着他们所看到的和已在投入的火热的生活中的一切。被当时那种狂热的政治氛围所支配，他们不可能置身于火热的斗争之外，对生活予以“冷眼旁观”。这使得他们成为当时的政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者。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由于其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对现实的把握中，通过对人物形象客观与准确的把握，通过“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历史地真实性，在不知不觉中反映了事物的某种客观规律性和历史的本质，为我们真实地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的蓝本。这就造成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意图，与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客观历史价值的悖离；造成了作品历史价值大于现实意义，艺术价值大于政治宣传，这些作者始料不及的结果。作者是满怀激情真诚地讴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他认为“高级社的好处说不完”。但同时，在对“刘雨生”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他又在有意无意之中，借“刘雨生”等人的言行，体现了当时干部群众中所有的“另一类民意”。而这一类民意，周立波既没有人为地扩大上升为“阶级斗争”（龚子元形象是个例外，也是个败笔），也没有掩饰或虚化。便是现在看来，这些认识都是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在刘雨生刚出场的时候，便写了当时的刘雨生对合作社的看法。“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他心里想，组还没办好，怎么办社呢？”应该说，这都是农民的一种直觉的认识。通过刘雨生等人的矛盾和困惑，传达出民间一种真实的声音。即使是在写实的《曾五喜》一文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互助组都办不下去，快要散板了，还办什么社？”作家也并没有回避农民的这种矛盾和困惑。这反映了作家无论是在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都牢牢地坚持了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体现了作家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和新闻事业也不无启示。

恩格斯曾经把“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xxx。今天，当我们同样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刘雨生”们，我们不能不感叹，周立波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就正在其美学的和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