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比照与反思

那么，与时俱进的周立波以及他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这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因为任何经典的确立，总是需要有相当一个时段的实践、时间来检验的。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文学的本质或许并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文学的“文学性”。一般认为“文学性”的核心是由“史”、“思”、“诗”三要素所构成的。反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代，应该说周立波的两部重要作品是具备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不论后人如何评价，其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是巨大的，也是毫无疑义的。即便历史怎样重新书写，虽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但其在客观上存在于那个时代，这是属于哪个时代的无可旋避的“宏大叙事”。其次是“思”，即周立波在他的作品里能够带给我们哪些深层次的、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思考？当然，这一问题显然有些过于苛求我们这位主体上仍是“本质化”的小说家，即与当时主流政治、主流话语在主观上保持一致的小说家。有些论者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对于《山乡巨变》作出了精到分析，认为：“小说的主题也是歌颂合作化运动。单一的主题，限制了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它难以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度。而且，作品中的某些描述也带有现实政治政策的明显局限。”xxx这一点在《暴风骤雨》里也有相似的体现，由于题材的局限，而造成几乎没有涉及主人公赵玉林的内心世界，“未能表现出他思想成长的经历，人物形象略显单薄。”xxx这些瑕疵或许代表了与周立波同时代作家的共同局限，即对“宏大叙事”的偏爱，造成带有超越性与前瞻性的某种艺术精神的流失与弱化，以至于最珍贵的独立之“思”的部分流失与弱化。

“诗”，应是周立波两部作品中较有特色，也较具争议的部分。“诗”，不同于“史”和“思”，虽然应是对“文学性”的最直接和最终的体现，但它又不是空灵的、抽象的，而是以美的形象的展示负载着“史”和“思”的最真实最丰盈的内容。即便有论者对于《山乡巨变》的丰富内涵有着鲜明的批判意识，他们也同时认为：“作品所取得的最大成功，不在于它对各种政治矛盾和斗争的描写，不在于它对现实农村政策的歌颂，而在于它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在于它对于富有特色的湘中地方人情世故的渲染和呈现。其一是对地方自然风情的真切描绘。┅┅其二是对地方风习的描摹和对乡村伦理的的展示。┅┅其三是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xxx有趣的是，周立波笔下的人物群像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刻意为之的“高大”人物，正如不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一样，而是二诸葛、三仙姑、梁三老汉、老孙头、亭面糊这些磨磨唧唧、黏黏糊糊的“中间人物”。除此以外，更令人称道的则是周立波对乡村中国幅员辽阔中各式方言土语的精心采撷和普遍运用上。比如《暴风骤雨》中的东北方言、《三乡巨变》中的湖南方言，都以运用得地道而娴熟见称，甚至个别土话俗语还要加以注释。虽然略显琐碎些，却使浓郁的乡风土韵跳越于眼前，流溢于纸上，这都足以说明《讲话》精神对于“过来人”周立波给予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周立波”的名字或许还没有另外一位同名娱乐明星的名字更为响亮，更为众人所知，但他的艺术贡献是不会被埋没，不会被属情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遗忘的。特别是他对以古华、叶蔚林为代表的新时期潇湘风情小说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沈从文开了先河。周立波继而起到推波助澜的承接作用。”xxx通过他们那管对家乡充满诗情画意之笔，才使我们得以走进三湘四水这美丽得令人心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