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欧化倾向
要探析周立波小说的语言特色，得从他早期的文学活动说起。周立波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起步的，他的翻译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他的“上海十年”时期。查看周立波的著述年表，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翻译发生在1930—1940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翻译作品有三部，分别为《秘密的中国》、《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三部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较大，其中，《复仇艳遇》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都属于俄苏文学。除了翻译文学作品，周立波还在报上发表了《俄国文学中的死》、《自卑和自尊》、《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纪念托尔斯泰》、《一个巨人的死》、《普式庚的百年祭》等评论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俄苏作家及其作品。除了少数几篇短篇小说，周立波的译作大部分是通过英译本转译的。
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语言的革命，语言的变革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深刻基础。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第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便是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因此，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也就从学习其先进的工业技术渐渐地转向精神层面，接纳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精神世界的表征需要通过语言这一载体，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特堡对此早有论述：“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像方式的完整体系”，“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xxx。 伽达默尔也认为：“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中国的古汉语是绝不可能表述出西方的世界和思维方式的。周作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出了古汉语与古代思想的血肉联系：“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xxx 他进一步论证了古文对表述现代思想的限制：“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之后，即赶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 第三天便抵上海”、“ 若用古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 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 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相符”、“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以知道想要表达现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胡适则称文言为死文字，认为“死的文字不能表现活的话语”。他非常看重语言革命对文学革命的重要性：“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叔永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是我的新觉悟。”xxx 胡适的概括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关键所在，即语言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必经之路，语言和思想不可分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是以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系统和人们接受这套系统为标志的。在此意义上，胡适等人发动的白话文学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文学翻译在中国文言文向现代汉语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1931 年12月，瞿秋白在给鲁迅论翻译的信中提出了翻译应当帮助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著名论点，即“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他指出：“翻译——除出够介绍原来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就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xxx。
瞿秋白提出的翻译对建构现代汉语的作用问题深刻地反映了文学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文化的发展又推动着语言的发展。当异质文化被吸收到原有文化中时，承载原有文化的语言也会做出相应的变革。30年代，现代汉语的发展要求语言形式和意识内容接近大众，这为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传播创造了条件。而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遇到了“言语之不足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语言的性质和功用所决定的。可以说，周立波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是与现代汉语的产生、发展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译者本身的语言水平和整个社会语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翻译的形态、质量、翻译方法和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他的翻译也为现代汉语的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下面我们将从周立波的具体译本出发，来探讨他的翻译是如何参与到了现代汉语的建构之中的。译例（1）英文原文：
As they were driving past the house he saw a white frock flitting between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At that moment Anton struck the horses with the whip and, inspired by the ambition common both to town cab-drivers and country coachmen, dashed headlong across the bridge and past the garden. Leaving the village behind, they drove up a hill, and Vladimir saw a birch copse, and in an open field to the left of it a small grey house with a grey roof; his heart beat faster: Kirstenyovka and his father’s poor house were before him.xxx
周立波译：“当他们驰过那个屋子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件白色的长袍在花园的群树间飘动。那时，安东鞭打着马，于是，被一种城市的车夫和乡间的御者共有的野心所鼓励，急剧的跑过了桥头，驰过了花园。村庄落在后面了，他们驶上一座小山，扶拉地密尔看见了一座桦树林，在树木左面的空旷的田野里，他看见一个有着灰色屋顶的灰色的小屋；他的心脏跳得更加的快了：基斯东约夫卡和他的父亲的可怜的住屋已经在他的面前。”xxx
这是《复仇艳遇》中的一段文字。周立波的这段译文吸收了外语中的许多表示法，如“当他们驰过那个屋子的时候”，“被一种城市的车夫和乡间的御者共有的野心所鼓励”这种复杂的句式在现代汉语形成之前是没有的。“当……时候”，“被……所……”这种从外语中吸收过来的句型增加了汉语的表达力。多重定语的名词组结构的大量运用，如类似“有着灰色屋顶的灰色的小屋”、“他的父亲的可怜的住屋”这种多重复句的运用，明显受到原文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水平影响并制约着译本的质量，决定着翻译的方法和译本的文体风格。同时，译语文本又体现着语言的时代特点，并且起到丰富和完善现代汉语的功能。周立波的译文不仅形象、比喻、所渲染的气氛与原文一样，连词序都几乎与原文相同，而且，译文中的许多词汇和表达法又是汉语以前不曾使用的，这是译者创造性使用的结果。这种译者创造性地使用外来的表达法在当时被称为欧化现象。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指出，所谓欧化的语法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他认为欧化语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份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xxx。 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周立波译文语言的使用情况。
译例（2）英文原文：
Diemid the silent slept peacefully under a bench in the back rows, lying like an animal with his head towards the draught coming under the door, his head wrapped in his coat to keep out the unnecessary noise. Elderly women who had come to the meeting with unfinished knitted stockings dozed like hens on a perch, letting their needles and balls of wool drop to the floor. Man had left long before. And when Arkady, who had already spoken more than once, wanted to make yet anothter speech in defence of the collective farm, a sound like the vicious hissing of geese burst from his throat. He clutched at his Adam’s apple and, sitting down where he had been standing, he mutely showed the raging opponedt of the collective farm, Nikolai Akhvatkin, what would happen to he after wholesale collectivization. He laid one tobacco-stained thumbnail on the other, and –crack! Nikolai merely spat, and swore under his breath.xxx
周立波译文：“沉默的代米德，安静的睡在后排的一条长凳下，象野兽一样的躺着，他的头顶着由门的下面吹进来的隙间风，而且为了避免听那不必要的骚音，他把头蒙在上衣里面。带着没有织完的袜子到会的年老的妇女们，象立在栖木上的母鸡一样的在打瞌睡，让她们的编针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有许多人老早就离开了会场。当那已经不只说过一次话的阿卡提再要发表一篇拥护集体农庄的演说的时候，象鹅的恶狠的嘶叫一样的声音从他喉咙里爆发出来。他抓住他的喉核，痛苦的挥挥他的手。但是他不能控制他的感情，于是，在他站着的地方坐了下来。他沉默的指示给那集体农庄的激烈的反对者尼古拉伊·阿夫瓦特金看，在完全集体化了以后，他会怎样。他把一个烟草熏坏了的拇指甲按在另外一个拇指甲上虱子一样。尼古拉伊仅仅吐了一口口水，低声的咒骂着。”xxx
另见草婴译文：“金口代米德安静地睡在后排的一条长凳底下，象野兽一样伸长脖子，头顶着从门底下灌进来的风。他用上衣前襟包住脑袋，免得听见太大的喧闹。上了年纪的娘儿们，带着正在编织的袜子来开会，可是象栖木上的母鸡一样打起嗑睡来，把线团和织针都丢掉。好多人走了。交换迷阿卡西卡发过几次言，还想再说些拥护集体农庄的话，可是喉咙里只发出象鹅叫一样难听的声音。阿卡西卡揉揉喉结，伤心地摆了摆手，但还是按捺不住，在位子上坐下来，又向激烈反对集体农庄的阿赫华特金做做手势，表示在全盘集体化以后将怎么对付他：被烟卷熏黄的大拇指甲往另外一个手指甲上一按——咔嚓！阿赫华特金只吐了一口口水，低声地骂着娘。”xxx
这段译文摘自《被开垦的处女地》，说的是在达维多夫代表党向农庄的农民们宣传和号召集体农庄的动员大会上，农民们的各种反应。同样地，笔者在这里也引用了草婴的译文作为参照。我们引用的这个译本是草婴1984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垦地》，他的译本是根据俄文原文翻译的。草婴是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多部作品，除了周立波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外，他的《新垦地》也是流传颇广的一个译本。对比周立波和草婴的译本，我们发现草婴的译本读起来更亲切，他的许多表达中国味更浓一些，比如“上了年纪的娘儿们”、“按捺不住”、“骂着娘”等，这些表达法显然是一种归化的译法，而周立波的译文更忠实于英文原文，欧化的风格更加突出。周立波的译本和英文原文相比，他的译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复音词。这些复音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语中原有的复音词，这些词的涵义和古代的涵义不一定完全相合（也可能相合），但和相应的外文词的意义，如“痛苦、爆发、感情”等；另一种是新创造的复音词，这类词占大多数。这种新创词又分两种情况：一、同义复音词，如“沉默、控制、嘶叫、激烈、”等；二、复合词（具有词组性质，但和原文对照，却又是一个单词），如“发表、拥护、咒骂、集体”等。上述这些复音词是由于翻译而创造的，这些新创造的复音词是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应当指出，上述词汇不是周立波本人所创造的，但在周立波时代，这些词汇都是新词，因为这些词在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晚唐至清代话本、杂记、小说等文体的语言）中都不曾使用过。
复音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不再成为单音语，复音词的大量使用，使文气更加流畅。译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句子的延长。近代汉语中也有长句子，但它们的运用没有像翻译作品中那样广泛和复杂。句子的延长主要是定语和状语这类修饰语的增加，如“带着没有织完的袜子到会的年老的妇女们，像立在栖木上的母鸡一样的在打瞌睡，让她们的编针和羊毛球掉在地板上”，这是很明显的欧化句式。“让……做……”是英语中典型的使役动词用法，是欧化句，以前的白话没有这种用法。译文中还出现了被王力先生称之为“记号的欧化”的现象。如用“的”作为形容词和副词的标记。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作品中已经不陌生，恰如思果先生所言“二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不管好歹，中文一定再不会像百年以前，或者五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那样的写法了。拓荒的译者和作家是罪人，也是功臣”xxx。 来自外域语言的新的表达方式进入目的语文化后，难免有陌生之感，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译者们和作家们的反复使用，原语文本中的陌生性开始渐渐为目的语文化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同，并且成为了目的语文化中的一个因素。周立波正是这些引入外域文化的拓荒者中的一员，其译文忠实地呈现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在阅读时遭遇异国语言文化冲击，完成独特的文本阅读之旅。
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离不开他所处的译语文化环境对他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翻译界也出现了“欧化”主张，即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而其中尤以鲁迅的观点为代表。1931年鲁迅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就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译法。他认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xxx。 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硬译”主张体现了他的文化策略。在内忧外患的紧张形势下，鲁迅认为为了生存，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踏倒在地，必须从西方引进先进文化，从而建立一种适合生存的新文化。1934年，他针对刘半农反对“欧化”的言论，再次指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用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xxx。 在鲁迅眼里，翻译同样是实现“启蒙”、“为人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硬译”是使读者走向原著的最好方法。鲁迅采用“硬译”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从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
周立波就翻译发表的理论文字不多。1936年1月，他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他在文中对1935年全年的翻译现象作了一些短小的评论，这也是除了译文序跋之外他就翻译问题发表看法的唯一的文字。他在文中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在中国，借翻译的作品来肥沃素来贫泛的园地，至今还是必要，以后还是必要”；二是“新文字有着光亮的前途是无疑的，我们愿意最好的翻译，最能适合新文字，这才不至使翻译者的光荣的工作，新文字一来，要变成徒劳”。在这里，周立波认为翻译文学可以引进新的内容和思想，以此来丰富中国文学；另外翻译对于新文字的改造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周立波的欧化翻译可以看作是他对新文字运动实践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