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作品语言中的欧化

周立波的小说创作初现于延安鲁艺时期。1941年6月6、7日，《解放日报》连续刊载了周立波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牛》，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部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随后他又发表了《麻雀》、《第一夜》、《夏天的晚上——铁门里的一个片断》、《阿金的病》、《纪念》等一批描写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囚犯们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这5个短篇结集出版为《铁门里》，《铁门里》和《牛》一起成为周立波小说创作的开端。周立波在创作这些小说的同时，他正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名著选读的课程。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立波同志有精致的艺术口味。他欣赏法国梅里美这样雍容、优雅的作家；他讲究文体，他翻译的基希的《秘密的中国》便是十分讲究文体的。这和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和他的整个文化修养大约是分不开的。但当时他对梅里美似乎太激赏了，记得，《西班牙书简》写到一个强盗在一些贵妇人面前竟彬彬有礼，以至这些贵妇人虽然明知道他是强盗而且明知道他的用意，也都觉得受宠若惊，几乎是自愿地把自己的戒指给了他，而立波同志对这些地方也真有点津津乐道，赞叹备至。当时也有一些同学，虽然也敬服梅里美在艺术上的精湛、完美，却更倾向于俄国文学的强烈深厚，博大深雄。他们是非议过立波同志的欣赏趣味的。” xxx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激赏反映了他当时的文学趣味是偏重于外国名著的，他此时创作的小说也体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文学趣味，尤其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他这时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欧化色彩，从修辞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称名词和专有名词前带了较多的修饰语：“我对于这事不感到兴味，比什么都要更强固的占据我的心思的是我现在的处境”xxx、“中国呵，一百年来历尽了灾难的我们的祖国”xxx。这两句话如果用现代汉语的句法来写，应该是：“我对于这事不感到兴味，我现在的处境比什么都要更强固的占据我的心思”、“中国呵，我们的祖国一百年来历尽了灾难”。

其次是“的”字的频繁使用，导致句子的无限延长“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一阵快乐的笑声以后的意外的小小的悲剧的感觉竟是那样的沉重，都忽然觉得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xxx，“见了人，他的晒得微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笑，露出他的整齐洁白的牙齿，由于他的性格的明朗和活泼，姑娘们也都乐意接近他”xxx。在汉语的习惯中没有如此频繁地使用“的”，但在翻译中，对形容词和定语从句的翻译就要用“的”来表示了。周立波的这种语法显然是对英语的借鉴，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示，其实有些“的”可以去掉：“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一阵快乐的笑声以后，意外的小小悲剧，感觉是那样沉重，都忽然觉得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见了人，他晒得微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笑，露出他整齐洁白的牙齿，由于他性格明朗和活泼，姑娘们也都乐意接近他”。

再次，使动介词的频繁使用。比如“兽性和友情，好象两道坚厚的高墙，夹在他走着的生活的路上，两面都压迫着他，使他憎恨，也使他感激，使他感觉地上的悲凉，也使他感觉人间的温暖”xxx。汉语中也有使动用法的表述，如“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的“劳”就有“使……劳累”的意思，但这种表达法并不出现“使”这个介词。使动介词应该是伴随着对英语使动用法的翻译而出现的。

另外，还有倒装句的使用：“这一回，为了一点小毛病，倒很容易地接受了别人的意见，牺牲他的从不看病的好名誉，这是因为他，我们推想，和这寒冷的囚房里的任何人一样，不愿意辜负别人的热烈的关心的缘故。”xxx在中国传统的语言里，倒装并不多见，汉语的语言习惯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用中国句法的习惯来说应该是：“我们推想，因为他和这寒冷的囚房里的任何人一样，不愿意辜负别人的热烈的关心的缘故，所以这一回，为了一点小毛病，倒很容易地接受了别人的意见，牺牲他的从不看病的好名誉。”偏句的后置将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现象陈述的后面，类似于“压轴戏”的效果，让读者在对现象的疑惑和猜测中突然看见本来面目，这种警醒、幽默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是众多的复述语言表达抒情的效果：“寂静有时是好的，那会让人清晰地想到许多事。我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的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住在这里，你会觉得，我们人，好象是再不要互相攻击，再不要互相打破各人的头了。但是我也知道还没有。为了对付我们的残暴下流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包围和暗害，代替着温暖的人间爱，我们也还是要堵塞一些仇恨和警惕到我们的心里。代替着我们所乐于看见的微笑，我们会时常想起我们的黑暗的家乡和别的许多地方的人们的很多的泪水，很多很多的”，“但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月夜里，我们的心情是无所埋怨的”xxx。周立波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对新政权为人们创造出快乐、圆满的生活而会心地微笑，由此联系到新政权未及的黑暗的家乡而不禁黯然神伤。在这里，牛是新政权带来的快乐的象征。黑暗的家乡和眼前欢乐祥和的陕北农村形成鲜明对比，浓缩在作者寂静的夜的思绪里。作家的复述语言表达了他着力于感觉、情绪和心理的描写与开掘，善于营造气氛和意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浓郁的抒情色彩。

周立波早期作品语言的欧化，是建立在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以及他对外国名著的欣赏之上的，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忽视这样的背景，就无法深入了解他后来创作中的极富个性的艺术特点。《牛》可以看作是周立波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与周立波之前创作的《铁门里》系列不同，周立波在创作《牛》时开始把小说写作的视角投射到了农村和农民的身上，而且是周立波根据自己在陕北农村的实际观察和生活体验写成的。这种转向体现了周立波对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 “革命文学”认知的深化。鲁迅在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就对“革命文学”提出了批评：“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xxx 鲁迅十分反感当时“革命文学”空喊口号的倾向，事实上早在1927年他就对“革命文学”与现实脱节表示了不满：“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xxx周立波虽然不服气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但对鲁迅批评“革命文学”是认可的。在两个口号论争正酣的时候，他作为“国防文学”口号阵营中的主力却退出了论争，开始埋头翻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他接受鲁迅批评左翼青年是“空头文学家”的结果。他不愿意做“空头文学家”，因此在左联解散以后，他毅然地离开上海的“亭子间”，奔赴前线，亲自投身革命实践。周立波的选择体现了他对革命文学自律性的追求，他不再躲在“亭子间”里闭门造车，而是深入到了革命的腹地，以对革命的实际观察和体验来创作出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而“首先是文学”的作品。

然而，周立波早期作品对“欧化”语言的大量使用并不成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欧化”虽然改变了中国的语言状况，引进了新的思维体系，却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现代白话的“欧化”是不可能解决文化、文学语言大众化的问题。所以鲁迅曾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xxx。所以，中国的语言必须再来一次改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写作存在“洋八股”现象，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xxx。 毛泽东的讲话意在建立一种革命主体工农大众自己的语言体系，而认为表现新式知识分子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欧化”语言体系是革命的绊脚石。毛泽东认识到了“欧化”语言的弊端，他的讲话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周立波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革命实践及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延安时期的周立波与那些被迫改造叙事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像一位通往文学圣殿的朝圣者，虔诚地相信‘革命文学’必然在他所经历时代开花结果，为达此目的，无论什么样的心理体验，更确切地说，是对一种新的文学方法的探索性实践，他都愿意经历和尝试”xxx。 因此他深刻地反省自己：“譬如在乡下，我常常想到要回来，间或我还感到过寂寞，这正是十足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参加生产和斗争的群众，不会感到寂寞的，恐怕连这个字眼也不大知道，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边区，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只有犯着偏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才会有这样的病态的感觉。有着这感觉，就自然而然的和群众保持着距离，而且自然而然的退居于客人的地位”xxx。 他还进一步挖掘了阻碍自己深入生活的原因：“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在这些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精致的书里，工农兵是很少出现的，有时出现，也多半是只是描写了消极的一面，而那些寄生虫，大都被美化了。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一出场，就光彩夺目，特别是安娜，在鲁艺的文学系，有一个时期，连她的睫毛也都被人熟悉，令人神往，”因此“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xxx。 周立波的反省表达了作家迫切地要与过去的自己决裂，而创造一种新的写作。要进入一种新的创作境界，要求作家必须改变自己早年倡导与熟悉的“欧化”语言体系，而使用毛泽东所强调的工农大众的语言体系。为此周立波付出了十分的努力，他通过对人民群众语言的学习与揣摩，使人物说出符合他的角色与身份的话语，正如他写《暴风骤雨》时对农民语言的实践：“初到东北的城市听到一些人说协和语，以为伪满统治十四年把东北人民的语言也给破坏了。一到乡下，就知道东北语言还是由农民完整的保存着，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的气派和泥土的气息。《暴风骤雨》是想用农民语言来写的，这在我是一种尝试。”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