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以会发生上述改写，笔者亦试作解释。原因或有二。最直接者，是周立波对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理了解的限度。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提出，乡村充满“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出于降低危险之考虑，底层政治逻辑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要求写作者世故老练，能在不留痕迹处捕捉到其“痕迹”。而周立波善良、单纯，一心将农民想象为待“解放”的弱者，因而难以发现农民在“弱”之外的复杂性。故当年金人就中肯地指出：“赵树理的东西，就是中国农村本身，是从中国农村的泥土里生长起来的；而立波同志的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写的农民。”xxx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弱者的反抗”对于历史讲述的现实需要。其实，处于弱势地位的反抗群体若欲改变其不公正的命运，必须讲述其经过选择的特殊的自己的“历史”，以聚集相似人群，形成现实的斗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亦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思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少数社群”在争取自身合法权利时，

都在开始从事一种初步的重建工作，希望能重建有关他们各自所属之特殊团体的“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甚或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这些过去一直是“隐藏的历史”(hidden from history)，……社会中的每一群体都应该有其历史，借之作为建构自己认同的一种手段。xxx

土改运动既是共产党精英改造中国的伟大计划，也是作为“弱者”的乡村农民反抗自身命运的群体行为。在土改前的中国乡村，地主精英垄断权力，也控制着乡村“故事”的流通。元宝镇被陈福廷一类统治人物盘剥、栽脏、摊派、强奸、贩卖甚至杀害的农民，即便有所怨恨，亦不敢在公众场合公开讲述。对此，小说有极真实的描写：每次在公开场合一讲及韩老六的问题，很多农民不但惮于发言，甚至当旁听者都不敢，不少人偷偷溜走。农民自身作为弱者的“历史”，遭到权力/暴力的禁止，而农民经由共同故事达成相互认同从而酝酿集体反抗之事，更无从谈起。共产党精英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工作队组织的诉苦/斗争会即在重建农民“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暴风骤雨》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亦在重新召唤、改造那些“隐藏的历史”，藉之生产某种革命正义与新的国家认同。

《暴风骤雨》对元宝镇土改动员本事的改写，即遵循“弱者的反抗”的叙事逻辑，因此周立波对材料的处理就涉及到特定的话语运作，即是说，小说需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讲述农民们被“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此方法内在于新文学久已存在的“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之叙事规则中。xxx该规则之要义，在于在叙述中小说须根据某种概念系统赋予个人或社会以抽象本质。若说五四文人藉以讲述的概念是黑格尔的抽象自由史观，那么革命文人援用的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内的阶级史观。用阶级之“大历史”讲述农民和村庄的过去，必意味着某些事实被凸显、某些事实将被“疏忽”或改造，直至最后被选择、改造过的“事实”恰恰能将地主/农民呈现为压迫/被压迫者，将村庄史呈现为阶级剥削史（农民苦难史）。从元宝镇的现实看，其历史实在是驳杂无序的，交叉、重叠着多重因果关系（阶级史为其一），很难简约为某种单线的因果关系。但共产党精英欲实现其改造国家的梦想，农民要挣脱其“弱者”之不幸命运，必须凸显“阶级”，而将其他因果关系“抹除”或改造。因而，在“阶级”的聚光灯下，小说逐渐剥离农民和地主原本所附着的宗族、地域等乡村概念，而使之进入各自的抽象位置，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格局。此即周立波改写元宝镇土改动员本事的主要原因。无疑，这种改写若能完成，“弱者”苦难史即会成为村庄的“共识”，即会展现“巨大的能量”，恰如郭于华所言，“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xxx

不过，《暴风骤雨》本事改写涉及的话语运作并非单向度的，它既强力剥离“隐藏的历史”中的本土话语，也有效地予以了利用。在工作队到达前，元宝镇事实上已被某些强有力的话语解释并维持了。这些话语要在两层：一，权力（暴力）至上主义，此为中国社会之“元规则”或硬规则。xxx二，伦理互助原则，既包括纵向的存在于庇护者（地主）/支持者（农民）之间的“道义经济”，亦包括横向的以地域、宗族、会道门等为联系的互济互助，此为对暴力“元规则”起着缓释作用的“软规则”。工作队或小说面对乡村时，不但要面对其纷杂的事件，还须应对这双重本土话语。不过由于土改为实务而小说为文化想象，在工作队必须妥协之处，小说则可展开自由的翅膀。这是改写发生的空间。工作队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强力打击本土话语（如将“道义经济”完全论述为阶级剥削，将宗族、会道门等贬为封建“迷信”），另一方面又大量启用本土话语，如将地主描述为儒家伦理的敌人（如强暴妇女、欠下血债等），尤其是承认权力“元规则”，向农民许诺权力、鼓励农民使用暴力。这是“利用”还是屈服，边界实在是比较模糊的。因此，土改之后的乡村，是被革命辖制，还是部分村庄“强人”利用共产党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其实难以判断。然而这是总政工作队乃至东北土改的普遍经验。但周立波介入土改后，对本土话语更多利用而少屈服。他也否定乡村“道义经济”，也利用儒家伦理将地主叙述为民间秩序之“敌人”，在小说中尤其如此。但小说到底不同：若说他在现实中偶而利用一下权力至上主义（如斗陈福廷时），在小说中则彻底拒绝了这一“元规则”。小说对土改本事的诸多改写与此有关，譬如隐去区中队，改换军事背景，如将斗争会完全写成农民的道德愤怒。这些改写，“洁化”了土改动员的史实，使“阶级”完全支配此一乡村志撰写，而乡村自身的逻辑则在其中破裂为难以辩识的“碎片”。

怎样评价《暴风骤雨》对土改动员本事的大幅改写与创造，是敏感话题。客观而言，这部小说的优秀体现于多个方面：北满语言，乡村风物，尤其对所谓“自然”状态下乡村苦难的惊人揭示，在新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之艺术价值。但它对于动员本事的改写，则充满吊诡。一方面，虽然改写乃文学虚构题中应有之义，但周立波将阶级“大历史”与乡村“隐藏的历史”之间复杂的相互妥协与利用，以“不透明”的叙述方式，大致处理为单向度的革命之于乡村的征服，亦使小说最后建构的“弱者的历史”虽然以乡村农民真实苦难史实为基础，但并未按照农民自身的逻辑走向未来，而是被纳入共产党精英所希望的国家图景之中。对此，卡布拉尔的一段话颇有借鉴的意义：“殖民主义者通常讲，是他们把我们带进了历史。今天我们要表明的是事情并非如此，是他们使我们离开了历史，我们的历史，让我们跟着他们，在他们的后面，走向他们的历史的前进方向。”xxx农民与共产党精英的关系，与此颇有仿佛。农民步入的是“他们的历史”，是精英希望的“前进方向”。而“我们的历史”、村庄真实的历史，则被作家打成了“碎片”。历史的“多重面孔”因而被高度“简约”，不免令人遗憾。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乡村自身历史“碎片化”、“不透明化”的处理方式，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又是弱者获取应当权益、国家走向现代的重要叙事助力。倘若历史真的完全按照乡村自身的逻辑自在地展开，那么正义将永远屈服于权力（暴力），苦难将永远循环下去而毫无改变的希望。故《暴风骤雨》所属的革命文化生产，又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有效“疗救”手段。虽然其“疗救”的方法与效果在后世不断招致质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毋宁是各种“坏方法”中比较不“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