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太平街四号的半年里
2008年暮春四月，我们几个喜爱周立波作品的朋友相邀来到美丽的山水城市桂林。
那天，蓝天宁静，阳光明媚，风亦柔柔，更明媚的是我此刻的心情。因这次桂林之旅了结了我多年想来看望的，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无法用数字概括其重大贡献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和《救亡日报》旧址。
我们先来到位于桂林中山北路14号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这所楼房，从外形看不同于其它楼房，有点特殊，整个门楼象一块大匾。大门的右边挂着叶剑英1983年元月题写的白底红字的长匾：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左边挂着深蓝底白字的长匾：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侧门上方横桂着“万祥醩坊”牌匾。从侧门进去，就看见长条形的柜台上陈列着当年一些酒坛酒罐。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三方有房子，一方是围墙。小院干净，井井有条。每一个房间都陈列了文物。后面是“八办”纪念馆。纪念馆副馆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文丰义研究员，为我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详细讲解，还赠送了我们4本厚厚的文史资料。彼此对文史的爱好，让我们一见如故，好象久违的朋友。纪念馆陈列室规模大，材料丰富，抗战文化主题鲜明。还有许多当年的照片，是当年八办的工作人员、爱好摄影的童小鹏所摄。这些珍贵的镜头传递了当年桂林“八办”意气风发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扛起了中国抗战文化大旗。正如桂林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何开粹先生在《桂林赋》中所写：“八年全面抗战，上千名家纷至。沫若亚子，茅盾巴金，田汉予倩，夏衍荃麟，胡风艾青，皆文坛之俊杰也。救亡图存，突起异军。西南剧展，八省参演，极一时之盛；抗战门神，万户争贴，振九州之魂。”1938年10月到1940年皖南事变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进步文化团体多达40来个。其中《救亡日报》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
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旧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相比，显得幽静、冷落一些。“《救亡日报》旧址”这几个字镶在围墙上的进门处，“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碑立在进门的右手边。我们怀着一种崇敬感推开了虚掩着由两块木门组成的大门。小院有些凌乱，似乎无人打理。我向正在收拾杂物的大妈打听，她说，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了，由她守房。大妈还讲，旁边还有一栋，那是原来办印刷厂的地盘，因建住房，早已拆了。
这是一座年代久远显得比较陈旧而又得到了保护的一个小院，因为毕竟冠上了——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称号。小院面积约300多平方米，有两栋房子，前一栋是木结构两层楼房，后一栋是砖木结构楼房。房子墙身泥沙斑落，有开裂的小缝。门窗有些倾斜，失去了当年油漆闪亮的光泽，似乎显得些暗淡。只有用青砖砌成的阶矶，还是当年那样厚实、稳当。房子虽没有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现在这里住着桂林市监狱退休老人黄宝贵夫妇。他说，房子主人姓陈，1938年租给了救亡日报社作社址。几经周折，现在是监狱的职工宿舍，1984年成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
当笔者走出《救亡日报》旧址，深深感到繁华的桂林、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唯独它冷落、清静？！今天我们能过上平和的生活。它是作出了贡献的。我想，这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得到政府的重视和修缮，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当年《救亡日报》的历史风彩，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呵。
《救亡日报》于1938年5月创办于上海，是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广州沦陷后迁桂林。当时，周恩来、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后取得合法地位。文馆长介绍，武汉失守后1938年10月24日晚，白崇禧、周恩来等撤离汉口去长沙。路过沙市后，白崇禧的汽车抛锚。周恩来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励白崇禧抗日。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社，经过艰苦的筹备，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
据夏衍回忆，周恩来指示桂林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分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经过编辑同仁共同努力，这张八开版面的报纸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投稿。连日本进步文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报纸日发行量也由最初3000份扩大到一万余份，在江南各省、港澳和南洋一带发挥了鼓励抗日的积极作用。
据周立波自己在文章中回忆，193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同志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接见周立波，派他和廖沫沙、欧阳山等去沅陵恢复《抗战日报》。1939年4月，周恩来同志从桂林电告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周立波来桂林。
1939年5月 周立波从沅陵经邵阳抵达桂林，与夏衍、艾青、艾芜等同志一起编辑与《抗战日报》并称为姊妹报的《救亡日报》。11月中旬，张闻天、周扬来电，要周立波去延安工作，他即离桂，与正在南方巡视工作的胡乔木等同志同路去了延安，被分配在鲁迅艺术学院任编译处长兼文学系教员。
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生活工作了半年时间，主要任务是编辑《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他写了许多文章，参加救亡文化活动，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报社经费困难。据许觉民（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回忆，报社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周立波和艾芜同住在一座楼上，房间门对着房间门。每天晚上，周立波去上夜班，熬更度夜，努力工作。夏天，南方夜晚蚊子叮咬。入冬，南方的晚上不烤火，冷冻难熬，脚都冻肿了。白天，还要翻山越岭，外出采访，辛苦备尝，却从不叫苦。作家艾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两件事：
周立波同我坐在桂林的乐群社喝茶，忽然拿手触我一下，叫我看一个中年人，那人正走出茶社。当时周立波的脸色变了，尽量忍着他的恼怒。我问这是什么人？周立波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作校对时，印刷所工人罢工，他帮工人说话，就是这个人——工头，上海话所谓的拿摩温，专管工人的，把他抓去拘押，控告他是共产党，就这样在上海坐了几年的西牢。这个中年人叫汤XX，在桂林科学印刷所工作，是上海迁来的。
周立波离开桂林的时候，把一条西裤子脱下给我，说是他在汉口借黄洛峰的，要我以后还给黄洛峰。我同黄洛峰同志是1939年冬天就在去云南认识的，同在一个山村教寒假义务学校，一村的人都在过年，我们两人就爬一座山来度春节，算是年青时候最好的朋友。几年在桂林，都没会见黄洛峰，我只好把裤穿了。以后也忘记了此事。现在看来，可能周立波看见我没有一条好裤子，便托辞给我的吧？因为直接说送的话，我会拒绝的。这足见立波对友人的厚道。
在桂林图书馆地方历史文献部，我们查阅了1939年《救亡日报》，周立波发表的文章有：
1939年7月14日：《湘西的苗家》，
8月20日：译文《为什么莎士比亚为苏联人民所珍爱》，
10月30日：叶紫病逝，周立波闻讯后悲愤交加，写下了别具一格的悼文《为叶紫喜》，
11月8日：《叹诉与做》（短论，约800字），
11月9日：译文《亚美尼亚的绘画》，
12月18日《江南敌兵哀语》（短评，约250字），
除《为叶紫喜》一文外，其他各篇均未收入《周立波选集》、《周立波文集》。一次查到几篇佚文，这是我们的重要收获。
在桂林期间周立波还译完了早在武汉开始翻译的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一书，可惜译稿在桂林毁于日寇炸弹，未能出版传世。
据桂林同志介绍，周立波在桂林参加了两个影响较大的文化活动：
当年文化人云集桂林。1939年7月4日，桂林文艺界在南京饭店举行聚餐会，商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委会事宜。周立波与艾青、艾芜、舒群、田汉、夏衍、方振武、胡愈之、王鲁彦、宋云彬、焦菊隐、赖少其、白薇等被推选为筹备委员。
叶紫去世后，周立波与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商量了救助叶紫遗孤事宜。11月3日周立波与夏衍、艾芜、沫沙、林林、新波等在《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刊登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叶紫“病中无法生产，只能靠高利贷度日，但仍努力于创作计划中三十万言之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最近以病状加深，同患疟疾，又以债务无法清偿，忧虑不已，于10月5日下午7时1刻逝世，身后萧条，不仅遗妻孤儿生活成问题，而且埋葬之费亦无法筹措……”。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局势恶化，《救亡日报》被勒令停刊。《救亡日报》办报时间虽不长，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是很大的。周立波在桂林太平街4号《救亡日报》工作时间虽只有半年，但在他革命文学生涯中却是重要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