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男弱的人物形象新模式

“现代性”指的是“现代（含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条件下的精神心态与性格气质，或者说文化心理及其结构。因而，‘现代性’是一个指向主体自身的人文科学概念”xxx。齐美尔把现代性看作一种体验社会生活的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中，一种不只是化约为我们内心的反映，而且将其融合进我们的内在生活的方式。外在世界成为我们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xxx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涉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xxx周立波在早期的诗歌中就寄予了对自由的向往：“我盼望你永远自由，/你的自由，/会销解你的朋友们的忧愁”xxx，他的《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抒发了对美丽与真诚的执著之情：“凡是真诚的，都应该歌唱。而我的歌还有这样的使命：叫真诚统治着人类境界。”xxx这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调。主要表现为，他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创作，构成了他在上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的诗意叙事特征。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女强男弱的新模式便是其中的自由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书写了“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女性形象，周立波作为当时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家，其时代性特征也是鲜明而突出的，很多论者都将其归属于政治化的倾向。但笔者认为，从其小说益阳书写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的气质来看，分明有着现代性的特征。即他以湖南妹子的典型性格来凸显时代女性内心的自我诉求，赋予小说叙事的张力。

王力说过：“辣椒之动人，在辣，不在诱。而且它激得凶，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只凭这一点说，它已经具有‘刚者’之强。湖南人之喜欢革命，有人归功于辣椒。”xxx这是对湖南人火辣热情、刚直勇悍、不怕鬼、不信邪的形象化概括。湖南女性更是在柔情似水中尽显泼辣的个性。

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化的湖南女子：“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配一枝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她来自外乡，是一个有点知识的女干部，工作作风果敢，但这样一个时代女性却在小说的下卷消失了，有评论者认为：这“透露出作者潜意识中的疑惑：其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怀疑。其二，对新女性的怀疑。”xxx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故意留给读者的对话空白，让他们在想象中感受文学经典的重构过程，其现代的隐喻色彩可想而知。

《山乡巨变》中的张桂贞虽然有些落后、风流，但她的埋怨事出有因：“家里经常没得米下锅，没得柴烧火，早起开门。百无一有，叫我怎么办？去偷，去抢？”，她后来与刘雨生离了婚。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时代女性为自己的婚姻作主的自由精神。

与女性的强悍相比，男性显得有些女性化，缺乏阳刚之气。《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是个“不急不躁，气性平和”的“婆婆子”。刘雨生是个“近瞅子”——近视眼，怕老婆，爱哭。这两个男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时代的大气候，即合作化运动的多变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惑。由此可见，《山乡巨变》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反思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