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方向”的主观自觉

作为勤奋自励、刻苦好学的湖南学子，周立波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爱《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这一点与许多有成就的老一辈作家颇为相似。不论他们之后如何接受了多么丰厚的西方思想和教育，而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成为他们成就各自不同文学事业的最初源头。后来周立波跟随周扬赴沪参加革命，并开始写作和翻译活动。1934年参加左联，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名著《被开垦的处女地》。其翻译活动不仅为广大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而且历练了他驾驭宏大主题的能力，为之后长篇巨制的诞生，夯实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周立波立即奔赴华北前线任战地记者，同时担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英文翻译，踏遍北中国，并创作了《战地日记》和《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两部报告文学集。特别是后者，是最早介绍我党领导边区军民战斗生活的作品之一。1940年初，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编辑出版双月刊《草叶》。这个时期受到赞扬的是发在《草叶》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麻雀》，写一只飞进监狱里的小麻雀，被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将之幻想为“诗里的云雀和黄鹂”的故事。因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被认为是“为我们展现了那些为革命遭受禁锢的人们的心灵：他们坚强、乐观，对于黑暗势力报以最轻蔑的嘲笑。”xxx从而受到在抗战最艰苦岁月中广大读者的好评。

这个时期，最令人称道的是周立波在鲁艺的精彩演讲。1940年1月他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员。1939年鲁艺成立之初，以短训班的形式，为解放区培养大量的抗日文艺人才。年末，周扬接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开始延长学制为三年，并发布严格的《招生章程》，设立系统的专门课程。仅文学系的科目就有：新文学运动、名著选读、中国文学、文艺批评、作家研究、世界文学、文艺理论选读、创作问题、创作学习等。当时年方19岁，经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的极力推荐，才破格录取为鲁艺正式学员的穆青，后来回忆道：“学习的专业课程有：周扬主讲的艺术概论，茅盾教授的市民文学，何其芳讲的古典文学和诗歌，周立波讲的名著选读等等。我记得名著选读课程最受欢迎，每次听课，别的系的不少同学都来旁听。周立波深刻地剖析《安娜•卡列妮娜》和《红楼梦》两部名著，分析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娓娓道来，其味无穷。引得同学们对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争论不休。”xxx可以想象，此时的周立波是多么的博学、儒雅与潇洒，以及倍受鲁艺学员的欢迎。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延安的文艺空气是多么的浓烈与和谐。

延安的文艺“沙龙”自有其独特的形式。当时《文艺月报》记者所写的一篇关于延安文艺青年聚会的报道，颇有意思。“会场设在俱乐部前面的太阳底下，白脸的人映红了，红脸的人像笑了一样。萧军先报告四项会务：一、月报增加篇幅问题；二、创办星期文艺学园；三、下次例会旅行兼会餐的提议；四、关于近日文艺运动。”说到“会餐”“旅行”，是这些年轻人最为精神“抖擞”的事情，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嚷：‘带毯子！’‘借架留声机！’‘多买一点肉！’‘最好捐钱喝酒！’”xxx身为鲁艺文学系教员的周立波，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积极响应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指示精神，走出“小鲁艺”，投身于“大鲁艺”，到民间、乡间、群众间，走一条事实上的从西化到民族化，，从精英回归民间的道路。在《讲话》的指引下，1943年赵树理的《小儿黑结婚》、1945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之所以成为在《讲话》之后贯彻“工农兵方向”的代表性作品，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讲话》精神作为自己进行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作为鲁艺教员的周立波，能够从更高的认识层面不仅理解，而且躬身实践于这一原则与方针。为了达到这一高度，周立波完全认识到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数年后，土改名著《暴风骤雨》的问世，正是对他的这种主观自觉与主动追求的真实写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