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的浪漫主义气质及其被压抑

周立波身上天生具有浪漫主义气质，这也是他热烈追寻革命的原因之一，当年他陪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抗日前线采访，回来后曾经给周扬写信表示要上战场做一名游击队员：“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注意这些词：无挂无碍、战斗的、永远新鲜的，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他的浪漫气质还表现在他的行为方式上。画家蔡若虹一直记得周立波在鲁艺时与他的一次吵架。两人在聊天时提到宋庆龄，蔡若虹赞叹不已，说宋庆龄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周立波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伟人多着哪，我们党还有很多伟人，为什么你不提？扯着蔡若虹就吵了起来。有次鲁艺举行茶话会，有人唱西方一首著名的歌曲《跳蚤之歌》，他以为这是在侮辱主持者，心生怒意，随手抓起一把茶壶就扔了过去，茶壶甩得粉碎。那时候，他喜欢外国文学，特别喜欢的就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刚到鲁艺不久，他就与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严文井等人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就借用惠特曼诗集之名，给这个文学社取名为“草叶社”，并出版了《草叶》双月刊。那时候他更爱好写诗，显然是因为诗歌更容易表达他的浪漫情怀，他是在鲁艺工作期间开始小说创作的，最初的小说明显带有浪漫主义倾向，如他以自己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为素材的五篇小说，几乎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最直接地表达了一个青年革命者的意志和信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知识者情调。其中最典型的、也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作品就是《麻雀》，在这篇小说中，周立波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构思，他以一只麻雀为核心，表达了监狱里的革命者对自由的渴望。小说写小陈在午睡时捉到了一只飞进铁门里的麻雀，他将麻雀藏在监牢里，狱友们知道了这一消息，都要小陈将麻雀传过去给他们看，“在外面，谁都不会欢喜麻雀这种过于平常的小鸟，但在囚房里，它变成了诗里的云雀和黄鹂”。小说写麻雀给监狱里带来的难得的欢乐，周立波是这样叙述的：“有了一个初从外面进来的小小的新鲜的对象供我们，容受我们所有的喜爱和温存，也使我们的心神飞驰到阳光照着的青色的野外，暂时忘了眼前的狭窄和灰黯。”大家争论起要不要放走麻雀，最后决定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走，并让它带一封信走。经过讨论，这封信是这么写的：“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朋友。提篮桥监狱囚人启。”周立波在这一段的创作中，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是迫不及待地表达他对自由的渴望和信念，如他在抒情诗《一个的歌者的希望》所咏叹的：“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像青春相信他的纯真的梦境，/像那朵飘走的云，相信他的自由轻快的飞奔。”事实上，周立波为自己取这个名字，就是对英语“自由”的音译，他如此看重自由，也表明了他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最初进入文学，是偏向于主观性的，他在鲁艺讲课时，就对学员们说，我们“不但要表现Life as it is going to be(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而且也要表现Life as it ought to be(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改造人的灵魂的境界。”所谓“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也就是作者主观期待和理想。这正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麻雀》表现了周立波对自由的向往，但自由在现实中是被扼杀的，因此《麻雀》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那只麻雀被狱卒发现了，“他把它丢在走廊上，用他的穿着硬底皮鞋的右脚踩在它身上。”但麻雀在小说中明显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所以周立波是这样写麻雀之死的，“我们好像看见我们对于自由生活的一个黄昏的快乐的梦想也被抛到了窗子外，剩下来的只是铁门、饥饿、无聊、英国人的皮鞋和印度人的微笑。”这篇充满浪漫特色的小说曾受到何其芳、严文井等人的激赏。后来严文井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周立波》中还说：“这个短篇比他以后受某些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某些作品，更为动人，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严文井的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他指出了周立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写了这批小说之后的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对周立波触动很大，他主动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结果就是越来越抹杀了自己的主体性，在文学上，就把过去的主观喜爱都当成“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决心彻底抛弃之，其中也包括他的浪漫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