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立足乡土

周立波身入乡土、心入乡土，却不能说他天生就是“土”人，注定就是个“土”作家。

“有人说赵树理和周立波‘太土’，盲人说瞎话，有眼不识泰山，纯粹无知。请问，有几位作家像周立波一样研究过如此众多的外国文学家和文艺作品？”xxx

这段话充满了义愤，却也道出了实情。

周立波是从翻译西方文学名著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的。他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俄国作家普希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僧，受西方文学影响较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周立波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还没有独创的新形式”，“还没有踏出自己的道路来”。怎么办呢？他认为要遍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以便创造自己的新形式。在这以前，周立波在文学鉴赏和研究方面，比较偏重干外国文学；在这以后他认为“土色土香的东西常常是好的”，中国古典小说“能够反映过去人民的生活”，“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它的这一特点”。他从此加强了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并以此为借鉴，在小说创作中致力于自己时新形式的创造。

这位现代作家经常称道的古典文学作品有《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作品善于通过矛盾斗争和人物行动来表现世态演变和创造艺术典型，它们的情节安排和细节描写上善于强调和善于取舍、善于概括和善于细描、善于实写和善于虚构；它们在行文上文采风流、曲折多澜和松紧有致、浓淡相宜；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典型永远铭刻于人民的心中，并为历代的戏剧、绘画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用周立波的话来说是“以动写静”的“宝石”，也影响着他的艺术创造。

也就是说，他学贯中西，却并非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

我觉得，周立波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好可以校正今天文坛的一些偏颇。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强势语言”对中国文坛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实事求是地说，面对纷纷扰扰，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拒斥、仇视或自恋尊大、睥睨一切是可笑的；主张全盘西化论，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从而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趋同化”、“一体化”，又是可悲的。

实际上，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异质文化之间的交融提供了条件。异质文化的融合对保持和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文化矛盾运动的统一体。进一步说，不同文化的交往，既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也是一个整合、融合的过程；既是一个比较的过程，也是一个吸收、借鉴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强势文化虽然对弱势文化展开铺天盖地的侵蚀，却不能使弱势文化被全然改观、融入到强势文化中。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

就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却不能不说出现了一些误差：一部分作家为了迎合浮躁的社会心态，想方设法打破那“一本正经”，绕着弯子、拧着劲儿地“出奇制胜”。要做到“出奇制胜”就要“另辟蹊踁”。“另辟”的“蹊踁”就是拼命当国际倒爷，把一些西方的新内容、新方法搬运过来，根本就没有经过认真的“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简单地一处理，甚至是仅仅换了一个包装，便投放市场；当今的文坛确实够热闹了，紧锣密鼓当中，多少人在舞台上花样翻新，翻得人眼花缭乱，但你认真看过一段之后，你就明白了，翻新不是创新，大部分是追新，总是那几套从西方模仿来的动作，在折过来折过去，这又是可怕的“复制”！

没本事的人却化不开，真正大手笔却能化得开。这，我们就该学一学周立波了。周立波不是一味降低标准去适应那些没有文化的读者，也不是认为群众永远是“小放牛”和“兰花花”的水平。他掌握好一个度。他遍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长处，创造自己的新形式。

读周立波的作品如尝橄榄，初尝味淡，继之味浓，思之味长。比如读《山乡巨变》，你会感到一种柔和之气。作者能以平常心看平常事，且以平常话道出不平常的人生的变貌和时代的感喟。他绝不是生活的提纯者，他不仅理智，而且敏锐、深刻，但不是你的父亲、师长、领导，而是你的兄弟、朋友，不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而是娓娓道来、丝丝入扣。他不是当头一声断喝，也不是在你背上猛击一掌，而是坐在你的对面，拍着你的肩膀，和你平等地对话，和谈心，他谈他的生活理想，做人的经验，做人的艺术，不做作、不矫情地和你沟通、和你交流……这就是一种真诚，这种真诚是极难能可贵、极令人感动的。在他的作品之中，你还会看到一种平白之态，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清水白石，尽去铅华——这一切当中，我们却尽可领略到什么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什么是“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什么是“举重若轻”、“大巧若拙”；什么是深度、力度和厚度……

面对浮躁的文坛，面对诸多浮躁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太应该怀念不做“大师”状的真正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