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主义之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时代。当时在整个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投降并逐渐依靠列强来支持其统治；另一方面就是广大的民众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开展着广大的反对清朝统治的群众运动。在这期间（1842一1886）掀起了延绵15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国的原有藩属琉球、安南等更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就在其“感国难、哀民生”的社会环境中，在“耳闻皆勃谿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的景况下形成。

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是在1887年。就时间上说，差不多在一世纪以前，西欧各国已流行着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了，而且在19世纪初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影已踯躅全欧，那么大同社会主义有无受西欧这个先进思想所影响？梁启超说，《大同书》——康氏大同社会主义的中心著作——是康氏个人所作，无依傍、剿袭。又说：“其时西学初入中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康氏）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梁著《康有为传》）而且康氏屏居独学于乡里著《大同书》前后（著《大同书》时才27岁），还受其师朱九江的强烈影响。据此看来，康氏的大同思想，显然未涉猎西欧这种进步思潮了。然而，那时正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而康氏所居又是与外国发生关系最早的广东，耳闻目染，亦多少要受些外来思想影响。这在《大同书》内论及中“外”古今的史述中，略可以看到一些零碎的片断。

此外，康有为大同社会主义的产生，最重要的是受这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陈旧典籍的熏染，是从经学的空气中陶冶出来的。这可以从他幼年的经历中看到：“……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祖父赞修，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其理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梁著康氏传）。他自己称：“为士人者十三世，盖积中国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及汉唐宋明五千年文明而尽吸饮之。”（《大同书》）经过这样的门第、学历的康有为，其演绎和牵托古“圣贤”的思想当然不是偶然的事了。康氏弟子钱安定氏曾给《大同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大同书者，先师康有为先生，本不忍之心，究天人之际，原春秋三世之说，演礼运天下为公之义，为众生除苦恼，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在说明康氏“原”“演”古人的东西这点上，是丝毫没有说错的。

惟此之故，“大同”社会的理想，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意想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伟大梦想。在孔门学说中则力图使其适应封建制度的理想国，到康氏手上，则和其他的经学家一样，企图使它适应着封建制度逐渐变到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基础。所不同的，只是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给予某些新的发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