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突出地反映在他十分关心文化方面的建设。作为主管一省和数省的党的第一书记，他的工作千头万绪，他要主持党的日常工作，过问车间的生产，农田的丰歉，财政的收支，社会的治安，但是，从一张报纸、一出戏剧到一部影片，以及学生的课本，作家的作品，他都时刻放在心上。他是一个有所作为、富有创造精神的带头人。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指挥物质文明的生产，在努力改变本地区工农业生产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以惊人的魄力组织精神文明的生产，使广东省的文化建设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

他是1951年调到广州的，来到广东办的头一件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事，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了一座在当时来说颇具规模的科学馆，为广东省科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场所。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筹建，也是陶铸亲自决定，亲自过问的，省里花了成百万港币从香港进口摄影设备，建筑了现代化的摄影棚，建起了我国华南电影事业的中心。陶铸不但提议出版《羊城晚报》和《上游》杂志，还批准用文教事业的盈利，出了个《广东画报》，编印了在世界上也算是第一流的《广东名画家选集》。由于印刷的精美，他建议新建的羊城宾馆（即今东方宾馆）房里就挂“选集”的画页，这样既美观，又富有地方特色。借印这本画册之便，他批准成立了广东美术印刷厂。他不是广东人，但他很尊重广东的文化，对广东的各种地方剧种如此，对岭南画派的绘画是如此，连屈翁山的《广东新语》，他都要我们出版。此外，巍然耸立在越秀山上的电视铁塔，广州二沙头的体育中心，黄花岗对面的农展馆，主要是为培养华侨、港澳同胞子弟创办的暨南大学，以及富集了亚热带珍贵植物的华南植物园，著名的风景区——西樵山、从化温泉区的建设，无不经过他亲自筹划。他每次下乡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广州市负责城市建设的林西副市长，查问各项重大建筑设施的情况。

当然，陶铸不仅具体入微地过问这些重大的文化建设项目，还以过人的精力，对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卫生等方面大量的日常工作，给予极大的关心，出主意，想办法。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必定要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见面一次，谈形势，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他把这种例会形成一种制度，戏称为“春秋二祭”。至于对广州的两张大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从版面、标题、编排到选题、栏目、社论，以及新闻队伍的培养，新闻的写作，几乎没有不过问的。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适当增加他们的粮食定量。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演员、盆景专家、高级厨师等在内）一年组织他们到从化温泉疗养一次，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他为孩子们的健康着想，在党的会议上大声疾呼要解决课堂的灯光照明问题。他说：“学校的灯光很重要，教师要备课，学生要做功课，现在不解决灯光问题，将来要出一大批近视眼！”他呼吁：“要保证学校供电，除了生产以外，机关供电应该不比学校重要，这是为了后一代。”为了解决学校开学没有课本的问题，他亲自打电话给运输部门，要他们开绿灯，首先把课本运下去。纸张紧张，他要求用最好的纸印课本，如果没有纸张，党内刊物可以停刊……

他就是这样为繁荣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竭尽忠诚的。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离开我们多年，人们还在怀念他的原因所在。尽管他并非完人，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有过不少过失甚至错误，但是他仍然不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陶铸这样的一往无前的战士！

（金涛整理，本文原载1984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