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风问题

《羊城晚报》的文字，本来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两报合并后八股味道却浓厚起来了。拿支援农业的报道来看，内容和导语大都是从“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说起，然后是“采取”什么，“组织”什么，“大抓”什么……内容单调，词汇也实在过于贫乏。在我们这里的日报上，常常有许多词儿、用语，只有我们的干部才能够看懂的，群众却未必能够明白。如“大搞”什么，“大抓”什么，“坚持”“追赶”“贯彻”“二百方针”“培养组织骨干”“组织耕畜市场”“制定质量标准”“坚决做到超包”等等，不大好懂，也很乏味。我们不要以为干部懂得，群众便会懂得，群众便喜欢看；也不要以为干部习惯了，就一定是“约定俗成”。我觉得，这些干巴巴的语言愈少愈好。但是为什么这一类名词、术语、动词（搞、抓、闹、办）、形容动词（坚决、贯彻、认真）、形容词（意见一定是“宝贵的”，教育一定是“深刻的”，会议闭幕一定是“胜利的”……）等等都是这么个样子而老是不能改进呢？这和我们对报纸的看法有关：既然我们把报纸看成为一个和内部刊物没有多大区别的东西，既然报上的东西主要地是工作经验、工作总结、工作方法、工作计划、工作文件之类；而记者的采访方法上，又多在干部的会议、办公室、总结报告、汇报材料……之间，因此顺手抄来，连语言文字，都是总结、报告文件上的东西了。这些东西，在少数干部看来是事出寻常，而在广大群众读来，就不免是半懂不懂，或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前几天，《南方日报》登了一篇小文章，叫做《“八股”不足取》，很有分量地批评了那些不合逻辑，胡乱凑起来的一、二、三、四、五，如什么“三无”“两缺”“七个并举”“五大措施”……其实这也不能怪下面的工作干部胡凑，应当怪我们的记者胡听与胡抄。我们必须从那些总结、汇报、文件之类的东西里走脱出来。我们长了一个脑袋，是为了思考问题的；我们长了一个嘴巴，除了吃饭之外，是为了说话的，为什么要“弃权”了呢？晚清有个学者王国维，他在评价我国古代文学家时，把一些人分为“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他人之感，言自己之言”和“感他人之所感，言他人之所言”三等。这样评价古人是否适当，我不大清楚。不过把它用到我们新闻记者身上，倒是十分恰当的。“感他人之所感，言他人之所言”就是躺在别人的结论上，并用这些结论（总结、报告、汇报）的话表达出来。从内容到形式，一点创造性也没有，这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我们要求的，当然是“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记者。如果做不到，也至少要“感他人之感，言自己之言”，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具有自己的风格。

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但它是一本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教科书，它是一本日新月异、文采斑斓、有新鲜知识的好教科书；而不是一本脱离群众，一本八股味道很重的教科书，更不是一本粗糙的文件汇编，使人读报像看许多没有经过整理的冗长、粗糙的文件一样。

（本文系1961年2月22日和9月18日与《羊城晚报》编委们的两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