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妇女和家族的意见

其次，我们再来看康氏对妇女问题和家族问题的意见。

他首先是把中国受尽几千年来压迫的妇女所受的灾难，畅论无遗，列举了很多压迫妇女的事实，认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愚之，闭之，囚之，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甚至！”（《大同书》）

妇女之所以沦于这样的地位，是因为男子“以强力役女，以男性传宗”之故，因此康氏以为首先应当禁止卖奴，其次给女子以社交自由，再其次给女子以选举参政等权。同时又提出了十六条“科条”，具体规定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规定政治地位平等、婚姻自由等，都是些很宝贵的意见。

不过，如说妇女的各种自由须待二十岁以后，二十几岁以前仍需父母约束。又机械地规定：“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须满一月，欢好者许其续约。”把男女婚姻关系，只看成为一种“条约”关系，忽视了个人间的感情结合。此外，还存在许多封建的保守观点，这都是不大正确的。而且康氏对妇女解放问题，不曾提出任何有效的方法，只是从生理上去了解男女“强”“弱”而定男女分级的原由，而不从社会经济所有权之谁属为基点，这当然无法解决妇女解放问题。

至于说到康氏对家族问题的意见，他认为“有家则有私”“有家则害性害种”和“大砠于太平”。并列举了许多“人各私其家”的害处，所以“欲至大同，必在去家”。

怎样去家呢？那就是“天下为公”。在天下为公的公政府下，一切生育、教养、老、病、苦、死等，皆由公政府负责，于是“父母之与子女，无鞠养顾后之劬，无教养靡费之事，且子女与父母隔绝不多见，其迁徙远方也并辗转不相识，是不待出家而自然无家”了。又“……男女自由后，则私生子必多，即合天下为计之，亦贫贱不能教养者多，从多取决之，盖必愿归公者多，故天下必为公”了。

科学社会主义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把妻子看成“工具”“玩偶”，和男子所操有其妻的“生杀卖鬻笞骂詈”之权，必须扫除净尽。新的家庭形式、新的妇女地位及新的教育方式等就可以建立起来，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下实行的。不过这社会的到来，却不像康氏所说的以“私生子”和“贫贱不能教养”的孩子，以多胜少的“表决”得来的那么离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