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铸不止一次讲过“千金市骨”这个典故，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是讲古代一个君王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终于得到三匹千里马的故事。当然还有不少有关敢用、善用和信任知识分子的通俗故事和比喻，启发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从这些历史上尽人皆知的故事中，生动地阐明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精髓，这就是要尊重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他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

陶铸对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爱护备至，我觉得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很好的范例。陈寅恪教授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抵广州后不欲再往台湾。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电催赴台，他一口回绝。有人劝他去香港，他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于是，陈寅恪先生便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

当时，陈寅恪先生因患目疾，行动不便，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老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就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谢不就。这些本来很正常的事，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如何看待这样的老专家，是疏远他们还是亲近他们？尤其是有些人并不了解他，几次运动的锋芒几乎就要朝着这位学者身上。但是在百事纷繁中的陶铸并没有忘记这种情况。

记得在1955年的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的集会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个好人！”大概这番话很快传到陈寅恪的耳朵里，这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为此深受感动，隔不多久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告诉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同意接受。”

陶铸对陈寅恪教授的关心照顾是令人感动的。他经常去看望陈，解决他的困难。听说他因用脑过度，常为失眠所苦，陶铸即嘱人从香港买来进口的安眠药，我曾多次替他把药送去。1962年，73岁的陈寅恪不慎跌断右腿，住进医院。陶铸得悉这一消息，便指示给他派专职护士，轮班照顾。住院的第三天，他亲到医院探望，并让专职护士长期照顾陈寅恪。当时有人对此提出非议，陶铸反问道：“陈寅恪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瞎了眼睛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派！”此外，为了老教授工作生活上的方便，陶铸还吩咐有关方面为他配备助手，解决抄录文稿之事。在陈还未完全失明时，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

陶铸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体贴入微，润物无声，真正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他是一个爱才、惜才的人，他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也关心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解放初期，我国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流落香港，有的生活无着，前途渺茫。陶铸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接回来，使他们愉快地投入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对于港澳文化界、电影界的一些知名人士，陶铸每年都安排他们回来度假观光，使他们感到祖国的温暖。他到北京开会，还在紧张的会议间隙，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关山月等画家。他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回国后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一件小礼品，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出国津贴，为广东粤剧团买回一台放映字幕的幻灯机……

陶铸是个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人。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成就，中南戏剧会演，他可以花几十个日夜同他们交谈；他也非常注意来自知识分子方面的批评。他认为可以同他们结成诤友。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都高兴到广东来做他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