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陈克寒
我认得克寒同志比较迟，虽然在延安清凉山时期，偶然碰面，却也不大打招呼。常听人说，这人有点傲慢，不大好接近。何必呢，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彼此同住在一个山头上，也还不能说是“相识”的。
后来到了太行山，大概是1947年六七月间吧，他是新华社临时总社的副社长，我们这个前线记者团，从采访业务到组织工作，都是由他指派。这样，接触的机会也就稍为多起来了。然而我对他的印象，不但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相反地，对他那孤高傲慢的态度，反而看得更为清晰。
记者团的同志，称呼克寒同志为“克寒公”。这个“公”字，并不含有尊敬的意味，它带有几分谐谑。由于他平时爱训人，爱批评人，甚至爱发脾气骂人，大家才送给他这个“雅号”的。
我不知克寒同志自己是否知道，他的“人缘”——与别人的关系很坏。记得有一次，记者团的同志们一起到前线司令部报到，在冀鲁豫的大平原上，大家高谈阔论，无所不谈的时候，不知是谁，把话题转到“克寒公”身上，一时你一言，我一语，不约而同地骂了起来。其势之猛，有如平原烈火，最使我惊奇的，是大家一下子可以举出他的如许之多的“罪状”，并且有人当场表示：“再也不同陈克寒这样的人共事了！”这次爆发出来的不满情绪，可以说到了最高峰。当然，作为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说来，对这样的领导人，我是不能不感到惊讶和失望的。
看来，克寒同志为人的缺点是明显的。但是，他的长处也是明显的。比如，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原则性较强，他不盲从附和，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所具有的根据地的办报经验，等等，在这些方面，就没有听到过什么大不了的意见，毋宁说，大家对他是首肯的。
使我常常想起的，还有这几件事。
1947年12月的一天，我们在大别山，此时敌人正集结强大兵力，企图围歼我于鄂皖之间。在我们正作紧急分散行动的时候，忽然接到司令部的电话说：“你们的领导人陈克寒同志来了！”这可使我们怔住了。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在敌人狂轰滥炸的时候他来干啥？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总之，他的突然到来，并不使人高兴。
克寒同志是随同五师（改编为野战军十二纵队）南下的。他与十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许道琦同志在一起，就在当天的早晨到达并找到他属下的前线分社。他先找到分社的负责人李普同志，然后又派警卫员去找各前线记者。他没有料到这些记者们，在被召之前约一个小时就约定：“我们不要见他！无论陈某约谁去谈话，谁也不要去。”
这又是一次“平原烈火”，结果，没有一个人去见他。
但是克寒同志到底不愧为一个老同志，他见大家都不照面，一定是对他有些什么意见，于是他改变了方式，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一个个地进行“家访”。这样，人见到了，话也谈了，而且显得颇有长者风度。在同我的谈话里，他提到我在南下这一期间的写作的优缺点，说明他对下面的工作是关心的；他又指出了今后的任务（我马上就得随十二纵队过平汉路西作战略展开），说明他对全局的情况是理解的；他还要我顺便替他谢过许道琦同志沿路对他的照顾，处处显得他的精细、能干，看来他并不懊丧。（至于他同别的同志是怎样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因为我们当天就匆匆分手了。）我到江汉地区以后，听说他回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当了一段宣传部副部长，专管新闻，但未曾会面，只是传闻而已。
解放后，我虽然没有完全离开新华社，但同克寒同志却没有什么往来。50年代后期，我完全离开新华社，不久又听说他到了北京市委，也改了行，搞什么“经济工作”去了。
大约是196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克寒同志忽然到广州梅花村我的家里来看我。他的突然到来，真是出乎意料！那时我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我们既无工作关系，也无通讯往还，且趣味并不相投，谈些什么呢？但是话匣子打开，我发觉他的知识面很广，外表上他沉默寡言，其实有强烈的发表欲望，他东南西北，滔滔不绝，绝不像平时守口如瓶的样子。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忽然要介绍我看吴有恒同志的小说《山乡风云录》。他说：“广东出了本好书，叫《山乡风云录》。很好！不知你看了没有？值得一看！”这很使我惭愧，因为身为宣传部长，不该连身边的好作品也没看。当然这部作品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好，因我未看，不好遽下断语，同时也不能对他的推荐有所表态，但是他不是一个同文艺绝缘的，不是一个冷冰冰而毫无情趣的人物（如同我们常常批评他的一样），这是完全可以断言的。后来我很快便看完了这本书，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很吸引人的好书，证明他对文艺的看法，还是自有见地的。
“文革”暴乱后，大约是1973年的夏天吧，我同我的爱人到了一次北京。听说克寒同志在暴乱时被迫跳楼，跌坏了一条腿，他的爱人也已离开了人世。我们专程去看了他。这时，他显得更加消瘦，更加孤独了。同与别的朋友见面时一样，我们彼此都感到有点凄然，我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
1977年的下半年，我调到国家出版管理局工作，秋冬间的一天，克寒同志给我转来乔木同志的信，是请我考虑一下是否可以让克寒同志回到出版局来工作的。乔木同志还当面告诉我，克寒同志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身体不行了，看看稿子总是可以的。我当即表示同意，但是不能作出决定，还要经过国家出版局的党组。不料在党组会上我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大家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于是，我只好把情况回复乔木同志。乔说，既然如此，只好作罢。他会再找克寒同志谈谈……
几天之后，我接到克寒同志的一个电话。大意是说：乔木同志已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了。同志们不同意我回出版局，我无意见。我现在给你挂电话，也不是想要求你们让我回来。我只是想向你表明一下，过去我在工作中，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与人相处得很不好，所以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不满，这些都只能怪我自己的不好。请你顺便告诉出版局的同志，说我诚恳地向大家表示歉意……
我听完他的近二十分钟的话，一直坐着发呆。我真不相信刚才克寒同志来的电话。这不是在作自我批评吗？我怎么也不能把话同人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物，绝不会向谁认错的。现在我亲自听到的，却是一个心平气和、虚心自责的人，这真是判若两人啊！
克寒同志的电话，使我久不能忘，有时我想向人谈起，每每欲言又止。如果我对人说，陈克寒在向我作检讨——向他过去的一个属下作检讨。由于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想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但是我如果长期地不对人说及这一回事，岂不是把一个真心诚意、知过必改的老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永远埋没掉了吗？本容许犯错误又容许改正错误的要求，本“不藏人善”的态度，我记下了这些，一来让我们不要忘记了克寒同志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同志，二来让我们记得这位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而贡献了一生的光荣战士。
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