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总的来说，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虽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对“去级界”“去形界”“去产界”等许多超见卓识，已清楚指明当时（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特别是重工农，废兵、刑（“刑措”），普及教育（“学校”），禁懒惰，禁独尊（独裁，见“四禁”）等等许多见解，确是我国思想界的创见！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其本身的限制，他这种独特的见解不能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第一，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不过在开始萌芽。无产阶级还未从一般被压迫群众中分离出来，明朗的阶级情况，还在不发达的阶级关系中隐藏着，康氏虽然目睹过那15年的残酷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但无法也不可能在它的经历中寻出创造这个社会的真正的伟大动力，却只图用“明天赋人权大义”去始行一切。所以他的一切详细计划，就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二，大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显然是站在新兴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大同思想表面上虽是表现为超阶级的思想，好像说：“穷人，富人，皇帝，神仙……一切阶级的人啊！你们都苦，你们起来改造这痛苦的世界吧！”但实质上却是代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的一种愿望，企图缓和贫富的斗争。使它们和平相处，同心协力地“和平”地“转变”到新社会去。

这又可从康氏对社会制度的了解看出来：他把社会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个范畴，在《大同书》中一般是指据乱世为封建主义社会，升平世是资本主义社会，太平世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也说当时美国、瑞士等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太平之制也”，最明白不过的，这太平世的实质，原来就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王国”（恩格斯语），是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要建立的。

最后，由于康氏的大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出自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的支柱——孔子的思想的染缸中（梁启超说缘于佛学，也很重要）。又由于康氏出身封建贵族，青出于蓝，这些都造成了他的思想的两重性。至于他个人后来的行动，在戊戌政变时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或者恰当些说，是站在开明的地主买办阶级立场上），说中国的社会是在由“升平”到“太平”的过程中，但在戊戌政变以后又说中国的社会是在由“据乱”到“升平”的过程中，把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自由伸缩，乃是他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退回到原来的贵族的保守的立场上，是康氏思想的两重性的具体表现。

中国的无产阶级，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滋长，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已经稍露锋芒了，而大同社会主义者的康有为，和许多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竟与当时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相抗衡，走上反动的保守的保皇党的没落道路上去。又随着无产阶级的日趋壮大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山倒海似的冲击，所谓大同社会主义者，遂奄奄无闻了。

（本文载1942年1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

附：此文是我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康梁思想”的习作之一。写于1941年，翌年1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由于那时我的思想水平很低，各种资料又奇缺，因而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和显得十分幼稚。

作者

1983年8月重读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