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是怎样办起来的
《羊城晚报》不是全国解放后第一家晚报，上海的《新民晚报》就比它早。但是，作为一张大型对开的晚报，它恐怕是全国第一家了。
为什么会想起出一张晚报？这是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意思。1957年春，我是省委宣传部长，陶铸跟我讲：“假如一座城市出两家报纸，都是相同的，时间相同，内容相同，连标题也一样，这是很大的重复浪费。”当时广州有两家日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内容很多重复。陶铸便考虑是否改出一张日报，一张晚报。后来觉得，如果把《广州日报》停了也不好，广州市委也不肯，不如另出一张晚报吧。我们都明白，办一张这样的报纸，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但陶铸倒是胸有成竹，他对晚报的对象、目的甚至版面内容都有他的看法。他提出，办晚报不能同办党委机关报一样，大家的面孔都没有什么区别，晚报的对象就是广大的市民；办晚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得到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增加一些知识。来一点琴棋书画，踢球歌唱，帮助人们消除一天的疲劳，总比打扑克好一些（当时也还没有提出“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那是在晚报办了近两年，有了一些成功经验之后才概括出来的）。他又提到：晚报的形式要多种多样，品种要多，要文情并茂，不要太单调了。要多搞一些文化生活、文化教育方面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省委及陶铸的意思，十分强调不要把晚报当作党报来办。
上述的意见，陶铸是一口气讲出来的，时间大约在1957年上半年。他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同我一起酝酿酝酿，我当时很表同意。但是哪儿来的人！没有人，便无法落实。于是，这件事就一直拖着。
8月间，《南方日报》党委向省委宣传部送来一份报告（“关于清理中内层”的），反映有三十几个人不适合在党报工作，要把他们调离南方日报社。我当过南方日报社长，这三十几位同志我都认得，比较了解他们。我考虑了这个报告，觉得不妥当。因为这些同志大都是有相当业务能力或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调走了无疑是报社的缺失。我找当时的人事科长商量：“是否可以改变这个决定？”但是没有成功。这件事使我感到极不愉快！此时，我很快想起陶铸办个晚报的打算，便向他建议，说明这三十几个人是有本事的，报社组织上认为有“问题”，不适宜在党报工作的决定必须再三考虑。再说，调到哪里去？当教师？到出版社？都不一定好。是不是让他们搞晚报？陶铸同志想了一下，断然地说：“可以！”就这样决定了。晚报就以这三十几个人为基础，着手筹备。但是，三十几个人出一张报，只能解决它的编辑业务，其他如报纸的经营发行、印刷等，仍难解决。因此，省委就决定将它的经营业务依附于《南方日报》，行政事务、纸张采购、印刷发行等工作，统一由《南方日报》兼起来。为此，从《南方日报》调一位副社长李超当总编辑，由杨奇当副总编辑。这三十几条好汉专心致志地搞好采编业务，这批骨干的潜力得到了有力的发挥，这张新办的报纸显出了一番新的气象。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羊城晚报》是由谁办起来的？我的回答是：《羊城晚报》是由几十个被认为“不适合”办报纸（党报）的人办起来的。这有点像开玩笑，但事实确实如此。现在这几十人，一个个都成了出色的新闻工作者，而且经由他们培养，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我所以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翻陈年老账，或者批评某些同志，说他们险些儿埋没了一批人才。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干部部门作出如此决定，认为这些人不适宜于办“党报”，也许是有它的所谓依据的。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说明：我们党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应当谨慎和合理，不要“格杀勿论”：对于执行此类政策的同志，必须查明实况，如实反映，不要冤枉好人。陶铸同志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他处理这件事，固然是看到这几十个人，相信这几十个人，让着几十个人发挥作用，体现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创办了一张在全国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晚报，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又看到知识分子的重大作用以及对他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政策。这里体现出了陶铸同志的胆识魄力。假如不是他下决断，这几十位新闻工作者就要离开本行，本来很弱的新闻战线就会更弱，《羊城晚报》也不知要拖到哪一天才能面世！
人有了，领导班子确定了，办报目的明确了，便开始筹备出版。原来准备经过几个月筹备才能出版的，没料到省委决定将正式出版时间提前到10月1日。我们就急着赶，抢时间。幸而出得也很快。大概在9月20日左右就开始试版了。连试了一个多星期。试版的时候，我们抬出了省委的牌子，说这也是省委的报纸，无非是想引起整个南方日报社的重视。因为开始时一些同志还不太理解出晚报的意图，对出晚报还没后来那样注意，有点袖手旁观。只有排字房的同志加班加点，非常出力。后来说明办这张报纸是省委支持的，才彼此亲热起来。南方日报社长黄文俞同志还主动过来写了一篇小文章，作为“发刊词”。
晚报创刊了，怎么办下去？开始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我们算过一笔账：按当时的价格，只要发行6万份，就可以站住发行（《广州日报》其时正达此水平；8万份，就有得赚）。记得第一张晚报不是午后出版的，10月1日的早晨已经印出来了。9月30日晚上，我、李超、杨奇，我们三人熬夜到大天亮。报纸印出来，本来可以去休息了，但是报贩等在门口，黎明就开始批发，一卖卖到傍晚，5万！6万！7万！头一天就卖了8万份，比《广州日报》还多2万份。《羊城晚报》创刊第一天就证明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估计，起码可以搞到十几万份。但是，我们得睡觉去了。
在实践中，总结晚报的经验，有些栏目办得很不错。如胡希明的《红船英烈传》，很多人说好。我也向他们提过一些建议，一个是副刊“晚会”，刘逸生负责，我向他建议，能不能搞点通俗化的东西，比如唐诗讲解，解释一下唐诗，很有必要。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晚会”里开了一个专栏：“唐诗小札”，隔天一篇，很多人看，反应很强烈。那个时候，董必武在从化休养，他对我说：“你们晚报那个‘唐诗小札’写得真好。”“唐诗小札”后来汇编成书，“文革”前发行三十几万册，近年重印，发行一百多万册，在海外也很受人欢迎。
“晚会”搞雅俗共赏，有一些知识性。再来一个栏目：“陈医生手记”，联系群众面很广，有许多来信，有些公开答复，有些直接回信。这个不是什么新创造。香港报纸上就有，什么“百事通”“通天晓”，什么都可以回答。自己回答不了，可以转到有关部门去，请教专家。
“花地”有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知名作家欧阳山、吴有恒、陈残云的小说，秦牧、杨石、林遐的散文（秦牧有篇《迁坟记》曾为毛泽东所赞赏），都很受欢迎。“花地”办得很不错。有个刊头还是我题写的呢。
报的体育栏是很出名的。我嫌它篇幅太小。广东人喜欢看踢足球，但球员的待遇却太低。一出戏，名演员上台，才几千人看。一场球，却有几万人看。所以应当重视体育，重视球员，应当登一些运动员的照片。但是，晚报当时还不敢，怕“个人崇拜”。我对他们讲，体育栏要做到提高、指导、鼓励体育运动的开展，要捧“球星”。1962年，广东足球队赢了上海队。上海队曾经连拿三次全国冠军，广东队赢了它，广州工人放鞭炮庆贺。那时候，恰恰《羊城晚报》说没有头条，我说怎么没有头条！广州市民放鞭炮，庆祝省队获胜，不就可以上头条！为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整得要死。
《羊城晚报》还有一个成就，就是试探解决报纸如何进行批评的问题。报纸批评要不要？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何开展批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有些报纸的批评，好像法院的传票和判决书一样；有些批评，是组织要处理的问题；报纸一批评，就要作检查。这对记者没有好处，真是“无冕之王”了。报纸如何批评？如何把握是非和分寸？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羊城晚报》搞了个三言两语式的“五层楼下”，这是它的首创。“五层楼下”出来后，反响很好。有一次，广州市长朱光对我说：“‘五层楼下’批评一位干部开会迟到，还慢吞吞地大摇大摆走进去。还有一次，说是看电影，站了起来，把别人挡住了。这讲的就是我呀。我以后要改了。”我说：“这很好呀，没有点名嘛。这种事可能很普遍，不一定指你。”这件事说明“五层楼下”人人都在看。后来我发现陶铸也天天看这一栏，他还给“五层楼下”提过具体意见。
《羊城晚报》，一个“晚会”，一个“花地”，一个“体育栏”，再一个“五层楼下”，办得都不错。说起来，开始办晚报，我们又是有把握，又是没把握。晚报实际上是吸取了国内报纸写文章的经验，吸收了香港报纸的一些经验，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创新，考虑到读者的需要，把话讲得软一些，有点文采。
当年的感觉，《羊城晚报》一版的言论差了些，甚至没有什么言论。言论不一定要求长篇大论，小言论也好。可惜的是，连这一点点小的也没有！每天都是无话可说啊！复刊后的《羊城晚报》，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补足了这一点，一版的小言论，有些写得很不错。一版微音（许实）的文章，写得尖锐、生动，我很爱读，应当感谢他。他的文章，不但言论清新、文风潇洒，而且补救了自从晚报出版以来的言论不足，可说是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开辟了晚报的新时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羊城晚报》倒霉。账都算到了我的头上，说晚报是我一手创办的。这是误会。创办晚报是很多人的功劳。我作为创始人之一，曾经过问其事，如此而已。
1985年2月16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