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杜老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他的值得称道的治学方法。

首先，是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杜老在他的著作中颂扬了这种精神，他自己，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治学和任事的。

杜老常常谦逊地说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开始研究的时候，对《说文》训诂之学，没有足够的根底。其实，经过早年在日本东京留学和后来在上海居留的时期，他已经开始和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了。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尤其是作为一个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学者，他既有锐利的眼光，又有科学的方法，这就使得他很快地掌握了材料，并且切中肯綮地处理了一切研究对象。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到处看到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对于一字一句，下笔时都从不苟且，为了获得一个小小的论断，他经常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什么哗众取宠、“立异鸣高”、偏爱偏恶，都是杜老所不屑为的。为了要保持引文的真实面貌，他总是谨慎地引录，从不以随便的概述代替原文，这虽然使得在引文过多的场合，显得稍为艰涩一些，影响了他自己原来行文平易明白的本色，但是杜老之所以这样做，我们却很可以体会他的苦心。正是由于杜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看到他是尽可能这样地做了。他批评了孔子的守旧、藐视庶人的贵族态度，但是对于孔子的在若干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仁政要求的“仁”的学说，仍然肯定它是孔子进步的一面。他颂扬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推许他为战国末叶的一代大师，但是他却肯定地指出，由于《墨经》作者的实践精神，他们对于名实问题的理解，要比荀子深刻得多。又如对于公孙龙的名辩，他说过“都是诡辩和形而上学的臭味极重的”这样的话，然而对于公孙龙致力于概念的分析研究，以及他的学说在古代逻辑发展史上的意义，杜老却仍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从这些事例中，都可以见到杜老实事求是精神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

其次，杜老善于批判地吸收前人以至于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杜老真正了解恩格斯说的：“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杜老勤奋谨慎地进行研究，并且表现了唯物主义者应有的虚心，他很尊重明清以来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著述中的有用材料，不轻易摈弃。这种严肃虚心的态度，使他能够真正地对古籍进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工作，因而较为深入地阐发了各家学说的思想实质。

从杜老的著述中，我们又可以见到他的是非分明和爱憎强烈的态度。对于大倡齐物之论，讲求保身全生之道，“不谴是非”“任其两行”的庄子学说，杜老是十分反对的。为了揭露这一类“乡愿”哲学的真正内容，杜老在著作中时常提到这一段小故事：庄子带着学生在山里游逛，看见一株“不材”的大树没有被樵夫砍倒，就赞美它“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后来他和弟子投宿在故友家里，故友吩咐小厮宰掉那只不能鸣的雁来款待他们，而留下一只能鸣的雁。弟子因此问庄子说：“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的回答是：“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杜老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便桥集》中有好几处都引用了这段故事，指出了庄子怎样不敢正视矛盾，辛辣地击中了这种圆滑处世方法的要害，指出了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避世偷生思想的本质。从这些地方，充分显示了杜老对于乡愿主义、调和主义的鄙夷和愤慨。又如对于道学家们抢夺“道统”的分析和嘲笑，对于资产阶级学者复活“理学”的抨击，文笔更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凡此种种，都是杜老强烈是非观念的流露。唯其是非分明，虽说写的是哲学论文，我们仍处处看到一位革命学者战斗的气魄。在那里面并没有丝毫不冷不热的旧书斋产物的味道。

最后，还得谈谈杜老“由博返约”的治学方法。在叙述各家各派学说的时候，杜老常常以十分简洁扼要的词句指出了各种学说的最主要的特征，然后分析它们的体系。这种论断是归纳了丰富材料而后获得的。它“由博返约”“以约驭博”，使人有主次清楚、简练明白的印象。这种治学方法，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本文集，在若干程度上记录了杜老学术活动的历程。然而严格说来，它只是杜老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罢了。而他的著作，又只是他的全部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罢了。特别是解放以来，杜老以相当大量的时间，从事党要他从事的各方面的工作。不论对任何革命任务，他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勤勤恳恳的态度来承担。但是，虽说这种学术活动仅仅是杜老以生命中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业绩，抚书思人，仍然使我们景仰这位老学者一生的辛勤。朴实严谨，是贯穿于杜老为人、治学、任事、生活各方面的崇高的风格。杜老毕生不断追求进步，从一个王阳明学说的信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被敌人监禁的时候，他藐视反动派的威胁，坚贞不屈；在贫困的岁月中，他朴素自持，不沾尘垢；在工作的时候，他全力以赴，废寝忘餐；就是临近逝世的时候，他在病榻上也时常感念党的关怀，殷切表示希望能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革命学者辞世了。这里印出来的是一本辑录他的学术论著的纪念文集。这数十万字的著述，不但能够帮助人们研习中国的哲学思想史，它中间响着的那个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嘹亮的声音，也将激励更多的人把勇猛奋斗的气概和科学分析的精神结合起来。发着这个声音的革命学者，他那朴素谨严的风度，也将鲜明地长留在接触过他、受他教育影响、读他的著作的人的记忆中。杜老生前常常说他的某些著作，只是一些起着过渡作用的“便桥”，并且说：“便桥者，一来，别于自珍的‘敝帚’；二来，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毁了它。”因此，他的著作中有一本就索性叫做《便桥集》。这自然是杜老谦逊的说话。但是，就算退一步说，在学术工作中真有“便桥”这么一回事吧，能够起着这样作用的桥也就是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桥。在我们这个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无产阶级文化从萌芽到蓬勃成长的时代，起着这样作用的桥更是伟大的桥。历史的长河滔滔不绝地流着，一切真正起过先进作用的事物都将在这条长河中不断地闪闪发光。我想杜老的这些著作也自有它的历久不磨的光辉。在《杜国庠文集》行将出版的时候，我写下这些，抒发自己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的感想，也表达我们大家的纪念，我们大家的敬仰。

1961年12…月

【注释】

[1]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北京：三联书店，1955，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