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老文集的出版，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让读者从最主要的方面看到这位朴素严谨的革命学者在哲学思想史研究上的成果，而且，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四十年来，我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因为杜老正是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中成为劳绩卓著、具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诸家中的一家。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特别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风气十分浓厚。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然是要对历史文化来一番批判地继承。各个阶级的哲学家也都想以本阶级的观点来解释哲学思想史，为自己的哲学观点占据阵地，扩大阶级影响。而在这种研究中间，从孔子到韩非子，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道、法、名等先秦诸子之学的研究、整理、解释和批判，被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另一个方面，从那个时代以后，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虽然经过“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的历史阶段，而且几乎每一个王朝都在尊孔祀孔，然而两千余年之间，诸子之学却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思想家。差不多一部中国思想史，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先秦诸子的色彩，在各个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的势力不消去说它了，道家思想，不也是一向被那些道学家以及“外儒内道”“神道设教”“安于天命”的人们所服膺么？就是法家的法术思想，不也为某些讲究“治道”、讲究权谋术数的人物所倾心，或者在其他招牌下被肢解搬用着吗？其他诸子之学，我们也尽可在历代各方面的思想家的学说里面，不断看到它们的影子。正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史发生这么深远的影响，研究、整理这一段时期的诸子学说，被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研究、整理工作自然是相当艰巨的。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和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而且当时各家的思想又大抵无所不包，正是“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的”^[1]。在研究工作上，要真正做到入乎其中的探求，才能够谈得上出乎其外的概括。加上“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历史的浩劫，使得许多书籍散佚了，脱略了。好些伪书又乘时而兴；留下来的，在长时期辗转刊印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又免不了有许多文字讹误。所以，做这门工作的，文字学、训诂、考证、校勘之类的学问功底如何，自然对于工作的成果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好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方面是下了一些功夫的。他们之中比较勤奋笃学的，或者依靠着一些“家学渊源”，或者依靠着“广师求教”，在积累了一定的古籍知识之后，又研习了西洋哲学史之类的学问，就从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中取得了一条线索，来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整理。应该说，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在这方面是作出了一些贡献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先秦政治思想史》一类的书籍刚刚问世的时候，也的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唯心观点及其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终不免使他们这一类著作的内容陷于零碎散乱；或者，整个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斗争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地扩大占领了文化思想的阵地，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就显得相形失色了。充其量他们只是部分地完成了原始资料的整理工作而已，对先秦各家学说的内部联系和它们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他们是无力作出科学的阐释和论断的。

三十余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专家的努力下，从先秦诸子思想而至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现在，有些这方面的专家的著作给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整理出一个清楚的眉目，让许多研习者可以比较提纲挈领、有条不紊地认识诸家学说的本来面貌。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不是几个人，而正在逐步形成一支队伍。这里面，有些学者“卓然自成一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而会形成“诸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由于研究的着力之处不同，由于掌握材料的未必完全一致和一些尚有争论的问题的存在，也由于研究者各方面的素养和治学风格的差别，自然会在学术研究中出现这种“同中之异”。可以说，杜老就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卓然成家的一位，如果我们把杜老的著述和其他进步学者的同类著作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到杜老著作的鲜明特色。例如对于先秦那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直到今天，还不能够说是争论已定。杜老认为西周是奴隶制社会，而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则是“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时代”。这个观点和西周封建说迥不相同。又如对孔墨的是非，我国学术界向来各有所持，各言其是，杜老也有他个人的看法。

杜老的著作，有很多值得我们分外注意之处，特别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表述方法和对于荀子、墨家、公孙龙子的深刻研究，尤其焕发着光彩。

杜老的著述，表明了每一家的思想，都有它的社会根源。例如他分析孔子作为没落贵族的后裔，一方面在提倡着“爱人”的“仁”，另一方面在其“为仁”的方法上，却又强调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守旧的言论；墨子出身“卑贱”，常和下层社会打交道，虽然学儒者之业，然而与孔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墨家厌恶儒家礼仪的繁文缛节，主张节用节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而不要尊天事鬼……那种来龙去脉，是十分清楚的。杜老把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出来，正因为这样，才整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端绪，使人读起来有穷本溯源、鸟瞰全局的快感。《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对于诸家思想学说的兴起、影响、衍变、递嬗，叙述得那样清楚，正如杜老在该书绪言中所说的：“整个的先秦诸子的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像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研究诸子的思想，必须‘知人论世’地从这些葛藤中间去找出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把握一家、一派、一人的思想的真面目。”杜老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步。因此，《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可以说是杜老对先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小结，该书中的《名辩》一篇，又可以说是相当简洁扼要的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

杜老用心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哲学思想史，这种特色贯穿于所有他的这一类著作中。每个时代的思想的发生与发展，有其时代的社会根源，但就思想的本身，也有其继承递嬗的关系。杜老在这一方面也付出了不少心力，在阐述魏晋清谈风习的时候，他一直溯本探源，注意到在儒学盛行的汉代，“从经学到玄学的过程中间的一位契机人物”马融。马融“喜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马融起初拒绝大将军邓骘之召，后来因为饥困，又悔而应召，便以“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等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杜老从这一类人物就看到在儒学盛行的时代，老庄思想的力量和“后来清谈人物风流生活的雏形”了。同样的道理，杜老在论述明清之际，朴学兴起，使宋明五百余年的谈理论气、说虚务玄的理学陷于终结的一段历史的时候，也不是把眼光仅仅集中于明清之交的黄、顾、王、颜之学，而是首先注意到：在理学盛行的宋、明时代，就已经有反理学力量的涌现了。这也就是杜老在阐释清初朴学的时候，首先要论述杨诚斋、陈同甫等宋人学说的原因。从杜老这一类的论述看来，可见每一种思想学说成为一种潮流，都是“其来有自”“其渐久矣”，具有深远的历史社会根源的。而分裂的社会一定要产生不同的思想，也可以从一种思想学说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另一种相反的思想学说已经在潜流滋长的情况见其梗概。当然，正是由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的观点来从事学术研究，杜老在论列这些复杂事象的时候，让人清楚地看到各种思想学说的来龙去脉和它们所由产生的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