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问题的意见

再看看康氏描述国家问题的意见。康氏描述国家存在的害处道：“及有国，则争地争城，而调民为兵也。一战而死者千万，稍遇矢石锋镝枪炮毒烟，即刳肠断头，血溅原野，肢挂林木，或投河相压，或全城被焚……夫以父母生育抚养之艰难如彼，国争之惨酷祸毒如此，呜呼！以自私相争之故而殃民至此，岂非曰有国之故哉？！”（《大同书》）

可是，国家是什么呢？科学社会主义回答说：国家是社会形成敌对阶级所必然产生的权力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上似乎是超阶级的，实际上只是代表一个阶级或阶级集体以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然而康氏对国家的了解，和他对“阶级”的了解一样，只从法律的形式上去了解：“国者，人民团体之最高级也。”只把国家当作整个“人民”的最高权力组织。

因此，要想消灭国家，就不是先消灭阶级社会，而是先“弭兵”和“破国界”，也就是说，不是用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和平联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康氏以为国家的分裂到联合（吞并）有这样的三种组织形式：（一）在据乱世有各国平等联盟之体（如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二）在升平世有各联邦自行内治，而大统一于大政府之体（如德国联邦）；（三）在大同世有削除邦国之域，各自建立三十郡而统一于公政府之体（即去国界而世界合一之体，如瑞士、美国）。要达到以上三种形式，每一“世”要经过以下的一种过程，即：“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康氏这种想用“弭兵”“联合”等方法去消灭国家的和平发展论，显然是一种梦想，因为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弭兵”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康氏对国家问题上的见解，还未及西欧15世纪时汤麦司摩尔、柏拉图（纪元前3世纪）等人能够判别出国家的阶级性，虽然有某些（仅仅是某些）近似于近百年三大空想家之一的圣西门之处（圣西门主张新社会的组织形式是：首先联合许多家庭为城市，其次联合许多国家为联盟，在他们中间存立共同的信仰，作为联系的因素），但毕竟还是一种幻想。

至于后来康氏竟把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作“大同之行也”（见《大同书》康氏题辞），更是滑稽绝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