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立场——读《法兰西内战》
平时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总是把它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革命的道理，而不大注意到它的艺术光彩。虽然说，对这些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的文学修养、艺术才能以及这些经典著作上所包含着的惊人的艺术才华，我是从不怀疑的。
最近花了点时间，把《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爱尔弗特纲领草案批判》等几本小册子重读了一遍，目的当然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着眼点当然也在掌握这些著作的精神实质，不过除此之外，却使我想到了一些与写作有关的问题。
为什么写这个而不写那个？为什么写那个而不写这个呢？当在挑选写作题材的时候，作者的立场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这个革命政权，持续了两个月零十天，到同年5月28日，才被盘踞在凡尔赛的资产阶级镇压下去。革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屠杀和迫害。
对这件事，无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克思，给予多么大的关注！在5月30日，即公社最后的一批战士倒下去的第三天，马克思便向国际工人阶级的代表，公布了长达45000字的《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在这个小册子里，马克思阐述了巴黎公社的经过，指出了它的伟大意义和它的历史教训。他在结尾中，给这场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作了一个深刻动人的评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钉在万年臭柱上，不论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替他们解脱。”——这些发着闪光的言词，就跟巴黎公社的光辉业迹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心坎里一样，深深地刻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的心窝里。
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人，都把《法兰西内战》奉为经典。这本书出版的20年后，恩格斯还赞叹道：“在这部著作中，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阐述了出来，并且阐述得十分准确，更主要的是阐述得十分真实，以至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浩繁文献都是望尘莫及。”至于列宁（约在35年以后），他对这部著作的赞美，更是不惜笔墨，而且将它应用到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只要翻开从巴黎公社建立以来的，即90多年来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所写的世界史，它们不是歪曲事实，对工人阶级肆意污蔑，就是故意贬低这次历史创举的伟大意义，有的根本不提起这件事情，好像巴黎的两个多月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例如，在我国颇为流行的英国人韦尔斯（H.G.Wells）于1920年写的《世界史纲》，这本80余万字的洋洋巨著，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巴黎公社。在这部书所附的《世界大事年表》中，于“1871年”项下，只有“巴黎降（一月）。普鲁士王为德意志皇帝，号曰威廉第一”等字，在巴黎曾经进行过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持续几个月之久的斗争，在这儿连一点影子也没有。而后来那些被称为“公允”的史书（例如美国人海思、穆恩、威兰三人合著的《世界通史》——1932年出版），最多也不过以成百万字中的几行，提及一下历史上有这么一回事。
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些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不但把公社的历史教训和马克思、列宁的教导抛到九霄云外，而且把公社当时所颁布的旨在保护巴黎不受资产阶级野蛮虐杀的法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无耻地污蔑为是“帝国主义的独有手段”“冒险主义和挑衅”“臭名昭著的原则”。（见苏联《国际生活》1963年第1期）单从这一无耻污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出卖阶级灵魂的人的卑鄙嘴脸！
不同的立场，对于各种具体事物，就有各种不同的态度。
国际工人阶级的领袖马克思，他对巴黎公社和创造公社的英雄们的热爱、歌颂，与对盘踞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憎恨、唾骂，恰恰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先看看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所统治下的新巴黎和资产阶级所占据的凡尔赛的描写吧：
“梯也尔（反动的国民议会的头子）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逃亡者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是目前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留厄伊和圣茄曼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的巴黎……
“公社奇迹般地改造了巴黎！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基型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的事情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84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荡妇也跟着自己的庇护者们，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和主要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走了，她们的位置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代替，这些妇女和典型古代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情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麇集在那里的是一切陈旧制度的残渣，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热得比姆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整个腐朽的法国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
一个是“好得很”，另一个是“糟得很”；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巴黎就是真理，凡尔赛就是谎言”；“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面对着资产阶级的喉舌、文丐对巴黎公社的造谣污蔑，马克思就是以如此鲜明的对照，以一把明晃晃的锐不可当的剑直刺敌人的胸膛。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使用的语言，就跟它那发亮的思想一样，每句话都打动读者的心坎。他对巴黎公社成立以后的阶级情况，作了极为正确、极为生动的分析，他把世界上最伟大、最荣耀、最崇高和最善良的词句，都给了巴黎公社和它的英雄们，把世界上最丑恶、最肮脏、最凶狠和最愚蠢的字眼，奉给凡尔赛议会和那些资产阶级的罪犯们。
他歌颂巴黎公社，说“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公社的领导人，虽然都是一些普通的工人，而且是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着，但是他们“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他们是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他们所得的最高额的报酬，“没有超过一个伦敦教育委员会办事员的薪金的最低额的五分之一”；他们有高尚的自我批评的美德，“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贤明和最刚毅的头脑……都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聪明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热的人物”。马克思不止在一个地方，赞美巴黎人民为保卫公社而战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说：“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的。”“巴黎的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的。”“全巴黎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进攻城内以后还战斗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
相反地，对所谓“国防政府”——后来一变而为卖国政府、凡尔赛的头面人物，马克思一个个地翻出了他们的臭史：这个“共和国总统”的梯也尔，是一位钻营禄位的下流律师；国防政府首脑，特罗绪，是一个有名的投降将军；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是个毫无廉耻的伪证制造犯；财政部长恩斯特·皮卡尔，是国家盗窃犯阿尔阿图的兄弟；在卖国政府统治期间的巴黎市长茹尔·费里，利用城内的饥荒贪污了大批钱财……所有这些个坏蛋，当巴黎在德国人进城后变成废墟的时候都领了“假释证”的，后来因为俾斯麦用得着他们，梯也尔才一下子变成政府首脑，其他的“假释犯”一个个都成了“部长”。马克思对这些人的丑恶历史，了解得如此之多，如此之透，而所掌握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确凿不移，难怪在这些人被刻画得丑态毕露的同时，又引起了当时英、法资产阶级的普遍畏惧。
最有趣味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梯也尔的描写。这个屠杀巴黎公社人民的刽子手，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占去了《宣言》5000多字的篇幅。马克思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以文艺的笔调，辛辣的讽刺，把这个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写得惟妙惟肖。
让我们欣赏一下马克思对这个当时在法国以至于整个欧洲享有“盛誉”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一直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推崇备至的“政治家”的有趣的描述：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而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替拿破仑擦靴子。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协定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按：指向德人俾斯麦投降）和目前这场国内战争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
“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墨守成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全部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一概指斥为亵渎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是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指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些财富的创造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梯也尔是一个在政府中玩弄诈骗勾当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精于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时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无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按：古罗马的专制者）一角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劣……”
谈到创作与立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正是这部天才著作的示范性的特色。《法兰西内战》之所以伟大和不朽，和作者的炽热的阶级感情，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无比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为了写这部书，马克思作了极其充分的准备，极其艰巨的努力。从巴黎公社成立那一天起，反动势力及其走狗——“旧社会的狼、猪和恶狗”，就大肆诋毁它，攻击它，而一些“社会主义者”又对它袖手旁观，指手画脚。为了澄清这些混乱和给反动势力以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马克思在他得到公社成立的消息（3月19日）以后，立即开始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作了许多报刊摘录和剪贴，仔细地研究公社的一切活动。将近一个月以后，他接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马克思在动笔写《法兰西内战》时是带病工作的。从他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在5月10日就赶出了初稿，到5月中旬又重写了一遍，为了把它改成宣言的形式，写得简短、明了，后来又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从事第三次的删改，这就是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抗击反革命的街垒陷落的第三天，在总委员会上宣读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马克思在40天中间，写出了三个稿子，共16万字左右。但是在这期间，除了找材料写文章之外，他还要参加会议，作工作报告，发表演说，会见各个有关方面的人物，以及给世界各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写了几百封关于公社的信。如果不是对工人阶级事业抱有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不是“情动于心而见于词”，要担负起这样惊人巨大的工作量，写出这样动人的辉煌的科学著作，是绝不可能的！
特别要注意的，作者的《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并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巴黎公社革命发生的时候，马克思当时住在伦敦。但是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看不出作者和革命发生的地方还隔着一个海峡。列宁说，马克思“对于这个在世界历史革命运动中表示前进一大步的大事变，是像一个参加者那样以重大的注意来观察它的”。又说，“在伦敦过着流亡生活的马克思，像群众斗争的一个参加者一样，对于这个斗争，他是以一切他所持有以热忱与感情予以反应的”“好像军事行动是发生于伦敦城外一样”。列宁读《法兰西内战》的感受，最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创作与立场的关系。
事实上，《法兰西内战》发表以后，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恩格斯说：“在伦敦，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件公诸于世的文献，像它这样引人倾注。”所有大型报纸就这个“值得注意的文件”发表社论、评论和读者来信，所有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欧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所有的报刊包括《宣言》的反对者也都不得不承认它的文笔高超。资产阶级对《宣言》当然表示坚决反对，据说当时有个英国神甫在伦敦的《每日新闻》上，抱怨《宣言》对梯也尔的伙伴们法夫尔等人的尖锐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国际总委员会起诉的办法也行。接着，马克思即在同一个报纸上声明说：“作为宣言的作者，他本人愿意对这些指控负责。”马克思这一坚定的态度，使贼人更加寒心。因为他对法夫尔之流的尖锐攻击，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让他出来答辩，他就会把不止是法国的，而且是英国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人的丑闻公诸于世！这就更加明显地说明，马克思已经不止是《法兰西内战宣言》的起草人，而且是欧洲工人阶级利益的辩护者，是伟大的巴黎公社的直接参加者了。
（原载1966年4月5日《羊城晚报》，署名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