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广州
广州，尽管它是南国的丽都，而且我曾如此长久地怀念过它，现在我对它不敢抱有什么美好的想法，因为还乡途上的多少风光，已经教训了我，多少胜利的遐想和远景，都无情地被打得粉碎了！这回，又何必再为这过分的希望而招来痛苦？
但是，眼前的广州，它比我想象的更坏的广州还要坏！
只要你登上码头，你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乞儿仔”把你堵截住，追随着：“先生，施舍点啦，做做好事啦！”随着哀求的声音，一只只肮脏的手挡住了你的去路。这群褴褛的行列，什么时候增加了这么多？更使你难堪的，是那群饥饿的贫民，他们大伙儿坐在骑楼底下，由狂叫而呻吟，由呻吟而至于倒毙。长堤永安堂骑楼下，就经常有300多个半死鬼。收尸车子在等待着他们，每天要装上30到60具这样的饿殍。据说从今年2月以来就如此了。事情惯了就平常了，好像每天打扫垃圾一样，这里每天“打扫”着病人。
“食在广州”，如今应是“饿在广州”了，食米以两论价（100元买多少两），因很多人买不起一斤或一斗。米店里标着“上齐眉三两六”“金风雪二两二”，以石计算，普通米要7万多，是全国最高纪录。米价和这炎热天气的气温一样，一直往上涨。
粮食来源很少，因运费太贵，如由惠州到广州，每担要1300元，而且大多在半路上，就被沿途的军警“没收”“扣留”干净。舞弊贪污，在米包上打主意的，更是玄妙得惊人，暹罗华侨新捐来的救济米，到广州就都变成霉米，行总粤分署在港的4000多包大米“失踪”，有些在装运途上却都被海风吹到大海里去了，只留下了一批救济官员。
广州简直成了个盗匪世界。抢风之盛，劫夺之凶，为前所未有。白昼劫杀银行金店，一次就几千几百万。很多商店，傍晚时分就关门，行人稀少的街道，大商店即不敢营业，金铺和小银号门口，增加一两个武装岗哨。行人手上的东西，稍不留意就会被抢走，警察看到也无法制止。我曾亲眼看到两个饥民，在民教馆门前，抢去了一个妇人的两包花生米和一包点心。在饥饿面前，所谓“法律”的拘束力，已是很有限了。据警察局的统计，这种劫、夺、抢、偷的案件，半年来就发生过300多宗。而犯者大部分为失业军人，在现下300余名抢犯中占百分之七十。
和这种抢案比起来，广州的“劫收”人员的大贪污、大抢劫案，要使前者大为逊色。他们将一个个有利可图的大工厂争着夺下，把能卖的都卖了，很多工厂的机器都被拆光卖光，只留下了一个没有肠子的空壳子。大沙头至今仍搁着100多艘空肚子的五吨重的船只，据物资接收清查团报告，鸦片1776箱，都失踪了，其他“失踪”的东西真不知多少呢。抢吧！先遣队、杂牌军、新一军、军特处……谁先进城谁先抢个痛快，谁后进城谁拆卖个净光。
广州的失业、失学的人群一天天地增加，据市府不完全统计，只是职工就有15000多人，其中海员工人、机器工人和汽车司机最多。他们有的是工厂刚刚倒闭失了业，有的是从滇缅路上回来的车夫。此外，退伍回来的一部分青年军和编余失业军官，有三四千人，也空着两手在街上闲荡着。全市15万多失学的中小学生，无书可读，20多个小学校校址被军政部门和失业军人“占领”。妇女们呢，她们能够在最蹩脚的饭店、菜馆、茶楼，找到一个“女招待”的位置，就很幸运了，商店内的女“伙计”比战前也多了好几倍。至于妓女，则更是密集如云。每当更深人静，自西濠口长堤到财厅前，就可以看到她们，在暗淡的灯光下慢慢地流荡着。最下等的卖淫代价，才三五百元，只够买几两米。
走私，在全国说来，广州这个洋货吐纳口依然考了第一。不过现在的走私却有些特别。从事偷运工作的人，他们都是些穿着军衣挂着符号的现职或退伍军人，有的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下级军官，有的是士兵，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比他们更高级的有钱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和靠岸的外国水兵要货或在广九路上押运，这和过去的三三两两的“水客”们，偷偷摸摸的行动大大不同了，所以与其说是“走私”，毋宁说是“走公”。这使市场“充实”的多了，美国布匹、香烟、化妆品，从“原子糖”“原子火柴”到“原子肥皂”，应有尽有，只要你花上300元，就可以买到一包无税的美国菲利浦香烟，50元就可以买到一盒根根有效的美国火柴，和南京上海比起来，要便宜三四倍。可是，另一方面，全市的卷烟厂、火柴厂、织布厂都因而急剧地关了门。
让这个腐烂的都市，更腐烂下去吧，谁去管它呢？省主席罗卓英正忙于两件大事：第一个是清乡绥靖，实行所谓“三联”——联防、联保、联坐政策；第二个是封闭文化机关、出版物，而且限令于八月底完成。前几天市内忽然杀声四起，枪声齐鸣，持续达数小时之久，据云是“剿匪演习”，张主任发奎也亲临督战，单放演习用的鞭炮（代轻武器）就花了100万元。也就在这种枪炮声中，13个文化书社，三四十种期刊，在警察局局长李国俊手令下，全部钉封完毕。只剩下《粤海风》《南针》之类的黄色刊物，和几家官办的书店。
张发奎还不愧为一个“坦白”的人，他对广州目前这种糟糕现象，从没有隐讳的，他说“广州尽是赌，尽是娼，尽是抢劫”，可是他的结论倒很有趣，他说：“香港澳门不收复，广州是无办法的。”醉翁之意，既然在乎港澳之间，对目前的市政改良上，显然是无补于事的，尤其可惜的是有些市民的想法，竟和他的说法完全相反，他们以为宁可广州和港澳一样，给外国人统治，也许会好一些，甚至日本人统治时，也比今天要好。——这自然是一时绝望的短见，但也够使人战栗和痛心了。
194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