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将军印象记
1945年2月9日，华北八路军和中原新四军大会合，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李先念将军。那一天两军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像打了个大的胜仗一样，大家心里充满了喜悦，欢笑与呼号潮水般起歇着。开庆祝会的前一刻，在松柏参差的山坡上，一簇人从山下面上来，其中有个女同志用谐笑的声音说：“师长，不要跑得那么快，等一会你话也说不出来啦！”“我说不了好多。”另一个人回答说。他并用手指着后面的一个高个子说：“你该多说一些。”当我分辨出那高个子就是王震同志的时候（他把皮帽子换了，胡子也剃了，差些儿我认不出来），我想这一定是李师长了，他们是一起从师部到会场上来的。
果然，欢迎李师长讲话的时候，站在台上的就是他。后来我还知道刚才说话的那个女同志，就是久已闻名的陈大姐——陈少敏副政委。
在那样热烈的场合，要想去过细注意这个或那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试想想那激动的情形吧，那里有六七年没有见面的战友、同学、同乡，大家亲热地握手和问好；这边老百姓欢迎慰劳的锣鼓敲得震天价响，爆竹烟火四处开花；军乐队紧张地奏着欢迎号；妇救会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朝我们抛掷纸烟、花生、糖果和栗子……李师长在台上，他看着这个纷闹的样子，只是发笑。等待着大家稍微安静下来，给他一个讲话的机会。
李师长讲话了，他第一句话是：“我今天欢喜到话也说不出来。”停了一会儿，他用兴奋的声调说：“我们现在更有把握了，我们终于等到八路军来了！我们不是孤立作战了！”
“今天是兄弟团圆，以后我们就要出现一个新局面！这是中央关心我们，这是毛主席关心我们，我们今后就成为站立在中原的一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部队！”他的话，讲得简短清楚，他是太兴奋了，每一句话都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而且摆动着拳头，每一句话都很快就淹没在浪潮似的掌声和欢呼声里。
1939年1月，李先念将军从河南竹沟（确山县）出发，带了几十人，到了豫南、鄂中和鄂东，与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建立了抗战挺进纵队，他是这个纵队的司令，两年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万多人，皖南事变以后，即成立了这名震江汉的新四军第五师。此后，他的队伍，由鄂北、鄂中、鄂南一直挺进到武昌、嘉鱼，另一路挺进到鄂赣边境，一路挺进到洪湖、洞庭湖、华容、石首、公安一带，形成了一个纵横一千多里，拥有二千多万人民的全国最大的中原解放区。当他的队伍——五师主力、民兵、基干队发展到五六万人，给平汉、粤汉路和江汉两岸的日军很大的威胁，以至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使他们不敢轻易西进的时候，也正是国民党部队自河南、湖北、湖南失地千里，丧师十万的时候，所以中原的人民，都以期望和热爱的心情去谈论着“李师长”。
五师的处境是很艰苦的。只要我们打开地图一看：东有淮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西面呢，是拖着尾巴放冷枪的国民党“友军”。这是一个处于敌伪顽夹击下，四面受敌的局面。在这样一个艰苦局面里，一支年青的队伍，能够在战斗中成长与发展，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这需要一个正确的领导，一种人民的坚信和充分的机智与勇敢。这些也就是李师长的特点。他的一位长久在一起的战友说，师长指挥作战时本着“小心谨慎”四个字。1939年在京山周围的被称为“处女战”的“新街战斗”，开始就打死了80多个日本人，其他鄂中、襄南、襄西以及武汉外围有名的朱儒山战斗，都是他亲自指挥的。每一个战役，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并得到重大的缴获。他很喜欢说：“要打，就得要打赢。我们部队少，打了败仗就完了！”
1942年秋敌人大扫荡大悟山，集中万余兵力，六路包围猛袭，在一个夜晚，把师部全部包围得紧紧的，可是他们却在一个早晨，借着浓雾神妙地从夹隙中突围出来了。至今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认为是一种“奇迹”。在保卫大悟山的战斗中，李师长也曾使用过远距离的迂袭，致使几倍于我的敌人惨败。1945年在进攻××山的时候，他在一个叫做望洪寺内起草作战计划，当攻击方向、路线，样样都决定好了，在总攻击的时间上他写了“月色西沉、东方未白”八个字。这八个字说明了这个人：坚毅而又那么趣味横生。多少人都还记得这个颇饶诗趣的命令！
李先念将军是湖北黄安人，现年才37岁，在大革命时就在武汉一带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去组织武装斗争。他做过县长，当过保安团团政委，红军师政委、军政委，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原来是农村中的一个木匠，但他身上却找不到一点农民的性格。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听说有过这样的故事：他未参加革命前，曾给人家包过一个预计一星期可以完成的木工，他请了两个小工帮忙。由于他的技术娴熟，他们3天就完成了，他把全部赚下来的7天工资，拿来3个人平均分给，那两个问道：“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钱？我只做了3天。”他说：“我们赚多少，大家分多少，不论你3天7天，也不分熟工生工大工小工，我们都是穷人，都是一样的。”这是个平常的故事，但却是不简单的一个开端。
从外表上看，李先念将军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中等身材，个子也不魁伟，和战士一样的穿戴。长期的残酷斗争使他的脸上显得有些消瘦，但两个眼睛闪闪发光，谈锋健旺，无论谁，都可以和他毫无拘束地谈笑，他待人随处表现出宽厚和谦虚。他是一个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当他发表意见的时候，那锐利的词锋，幽默而巧妙的比喻，常常会把听众引得哄然大笑。他顶善于把一个极严重极复杂的军事或政治问题，用很浅显而轻松的比喻说得明明白白。他写文章，也一样的充满辛辣的幽默和异常的智慧。
十年内战，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和在延安的学习，使他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核心——“一切为了人民”。他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运用他的军队。很早，在《七七报》上（五师出版），关于人民武装问题，他有一个精辟的见解，他说：“所谓根据地，是三个力量组成的，一是政权，一是老百姓的组织，一是军队，这三个东西合起来，就成为根据地的根基。这三个东西是互相依靠的，互相保障的，军队没有群众，就没有兵，也没有饭吃，军队本身也是群众组织，所以军队要依靠群众；同样的军队还要依靠政权，农村中的破坏分子，如果没有政权，就要无法无天。反之老百姓也要依靠军队，不然利益无法保障，并且祖宗八代的东西，也要被人抢去。所以老百姓唯一的依靠是军队。”
为人民，这似乎是很平凡的道理，然而也正是这个平凡的道理使他成功。一个到过延安的美国纽约邮报记者马丁，看到李先念将军时，第一句话就说：“我发现新四军和八路军共同之处，就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你们到处都获得了胜利。”
鄂豫皖解放区的人民，他们对李先念将军是很熟悉的，他们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李师长”，有的人称他“李司令”，这表示更加亲挚。当他的队伍刚到黄安时，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司令”，今天他的队伍虽然布满中原，队伍走起路来，是“头看不到尾的”，但总不能忘记那艰苦日子。“咱们是一块儿在战斗中长大的啊。”他们喜欢用亲切的口气去讲述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李师长的事情。比如：“我们李师长参加红军十多年了，那时，他只拿了一个撇把子（湖北土枪）”“10年前，他北上，走了，现在才回来搞新四军，他带走的人都当了老八路了。”老百姓间的传说，真是无法记录得完。老年人提到“李师长”，往往眼圈也红起来了，好像看到远别归来的儿子一样。“李师长”，在中原人民看来，是希望，是力量，当你闯进中原军区，有一天你迷失了道路，只要你说一声“我是李师长的部队”，老百姓就把你引导到目的地，他们会说：“同志哥！我们都是一家人呀！”李先念将军是这样密切地和人民联结在一起。
今年春末，我从江汉军区突围回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来，这是我在中原军区最后一次见到李先念将军。
这时，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集中了11个军，23个师，30万大军，将我们重重围住，半里路一个碉堡，像松树的年轮一样向内层层压缩，外界交通断绝，粮食没有来源，大家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掺些野菜，正是“时挑野菜和根煮，旋砍山柴带叶烧”的时候。当我和×主任如约去找他时，他正站在司令部门口。“你们回来了，稀饭喝饱了吧？”他笑着说。“和平就是吃稀饭！”等一会，他又说：“如果有真正的和平，吃稀饭还是值得的。”他对眼前的困难，并不十分表示委曲，但他对国民党军队对和平的毫无诚意与正在计划“围歼”的行动却表示出不可忍耐的愤怒。他将我们引导到他那简陋得只有一床一桌和两个圆木凳的房子里，问了问江汉军区的情形，×主任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军区形势的问题。他说：“围歼是国民党的既定计划，先行将我们饿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手到擒来，什么‘罗山协议’‘协助购粮’，都给他们撕毁了，他们只等待着向我们扳动枪机……”“但是我们的枪杆还没生锈，子弹还是会打死人的，我们这6万‘具必死’的人是不好惹的！”他说完了，照例又笑起来。“反动派又想搞第二个皖南事变！”×主任是从新四军军部去的，所以李师长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个问题上去。“皖南事变，那是不会有的。”他十分肯定地回答：“因为——因为有过皖南事变，所以再也不会有了！”他把“有过”两个字说得十分响亮，好像里面蕴藏着什么宝贵东西，使人相信它可以解决问题。我把外面反动派传说我们已经开到东北去的谣言告诉他，他说：“我们又没有飞机，可以像他们一样，一师一师的运到东北去，我们长的是两个手，不是翅膀，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围得这样紧，也算我们的本领不小！”我们都笑起来了。但接着他很严肃地说道：“不过，战争不久就要发生了，这种谣言就是进攻的借口。”
直到通讯员催他到参谋处去开会时，我们才带着焦灼和沉重的心情分了手。
（原载1946年7月21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