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老的学术著作，是充满着革命战斗精神的。这种精神，表现在他对历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阐释介绍上，表现在他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上，也表现在他对一切“经虚涉旷”的阔论玄谈的批判上。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在哲学领域上的思想斗争。在这个领域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和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想的冲突，在长期的历史当中，是一直贯穿着的。颂扬前一种思想，打击后一种思想，也就是加强了人民文化的力量。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极其现实的意义。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喜爱玄学，因为心性命理之说，迂阔虚旷之谈，以至于一切架空抽象的道德说教，都不会有损于反动统治。相反的，越是在动乱纷扰的时候，“玄之又玄”的一切说教，都有助于麻醉人民和维护反动统治。唯其如此，历代腐朽荒唐的反动统治者，何以对于宗教迷信和道学玄谈会感到那样大的兴趣，道理自然不难索解。杜老在他的著述中，立场鲜明地介绍和推荐了墨家的逻辑、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范缜的神灭论，以至于清初黄、顾、王、颜的充满民主主义精神的学说，都可以想见他的用心。另一方面，他批判庄子、批判公孙龙，抨击理学，嘲笑道统，又可以见到他那种“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王船山语）的气概。整个看起来，这种学术活动是充满了战斗精神的，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学者的革命本色。

1943—1944年，是杜老写作最勤的时期。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反动派残害人民和投降主义逆流汹涌的时候，和这种逆流相呼应，作为它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唯识论”以及其他好些人所提倡的制礼作乐的“理论”出现了，这些充满了反动复古倾向的思想学说，在国民党政权的支撑下曾经在其统治区中猖獗一时，就像五四运动之后，为了抵抗革命思想，资产阶级的玄学曾经一度抬头一样；在那个历史时期，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抵抗人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浪潮，劝人“经虚涉旷”，企图导人“尽废天下之实”的那种玄学又再度抬头了。这个时期，杜老写了好些严正锐利的批判玄学的文章，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这就是收在《便桥集》中的《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以及收在《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中的《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等论著。如果说杜老对于先秦诸子和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著述，清除了许多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所造成的阴影和混乱，正确发扬了我国的文化遗产，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假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有意歪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来说），发挥了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对于抗战末期反动的玄学思想的批判，更可以说是正面的交锋了。从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位老哲学家旺盛的斗志和勤奋的精神。这种思想斗争，由于它是在哲学领域进行的，采取了它的独特的形式；然而，就其性质而论，和一切文化部门的革命思想和反动思想的斗争，却是同样的尖锐和猛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