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艾思奇同志
我知道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读书生活》上。那时我正追逐着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读书生活》中的一个专栏，它在我们这一群初学社会科学的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具有非常高的威信；它讲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理，但通俗易懂，寓意深刻。记得其中讲到一个青年人，他可以是个“青年”，同时又可以是个“店员”，借以批驳那些认为青年就是青年，店员就是店员的形而上学观点，讲得清楚、明白，很有道理。
我对哲学感到兴趣，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读完《大众哲学》，进而又读完他和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然后再进而涉猎世界的和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虽然几十年来在哲学方面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思奇同志对我的启发、引导，和在我那荒芜杂乱的思想园地上所播下的种子，使我永不能忘。
1939年底，我被从延安马列学院调到中央文委。文委的负责人是张闻天同志，艾思奇同志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咱两人“一个领导，一个群众”，在蓝家坪的半山上住了两年。为什么要调我去同他在一起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在我学习《大众哲学》的时候，因为有一两个问题，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而写信同他“商榷”。当时用的是我的原名，未料到在抽查我的历史档案中，给他发现了，他决定把我调到他身边。“记得你曾给我写过信吧？”谈起这件往事时，他笑眯眯地望着我，“你提的意见是对的。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后来出书，我已根据你的意见作了订正”。他那虚怀若谷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想，怎么一个整天浸沉于思考与写作的哲学家，对一个无名小卒的一两点零星意见会这么重视呢？
艾思奇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勤奋。他自从调到延安之后，就要在抗大、陕公等校作讲演，在高级院校中教书，为此，他得亲自编写教材，作好备课工作。1940年《中国文化》创刊，他是主编，这刊物有他撰写长篇大论的《哲学提纲》。除此之外，他主持了当时的延安哲学研究会的报告会，并经常给大后方的进步刊物写批判托派的文章。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那张破旧的白布门帘，通宵闪映着摇曳的烛光。记得有一次，天刚亮，他拿了一大叠稿子（大约有一万几千字）对我说：“昨晚到现在，我写了这一大堆，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清写了些什么了，请你帮我看一遍。”我知道他一夜未睡，答应为他当个校对。真的，在校阅过程中，我发现了好些地方由于精力不支而造成的笔误。例如，他把“工人”写成为“工人阶级”。说这个工厂“有三千个工人阶级在做工”……我看到这里，不觉哈哈大笑。等我把这些告诉他，他也不由得哈哈大笑！
思奇同志为人朴素、踏实，从不居功自傲。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饭也忘了吃（他是吃“中灶”的。打开他的饭盒子，常常会发现有两三个又冷又硬的馒头），但是他总是感到自己做得很少，好像对不起人似的。看他桌面上堆着的文稿，就算干它一辈子，恐怕也干不完的，可是他还是一件接一件地做去，除非他病倒了。
有一次，他同我谈到那本风行一时的《大众哲学》。他说：“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不是由于我有什么特殊创造，我只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比较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这本书在抗战前夕得以畅销，有其客观的原因：一个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二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北上抗日行动的胜利；三是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的几个原因，更激发起人们对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左倾’的东西的兴趣。不然的话，新哲学到我国近二十年来，为什么惟有此时才受人注意？因此，这本小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应当归功于党的政治路线，归功于伟大的长征战士，因为没有这些光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没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就找不到这样多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青年读者。”
思奇同志懂德文和日文，但他仍感到懂得太少，他很想学会俄文。他常常感喟于许多文章的引文，有些译文错漏，有些语意不明，尤其糟的是，一时“你引我，我引你”的，形成一种很坏的风气。“我们不可以提倡学一两种外国语么？”要使搞马列主义理论的人，都能看懂马恩列斯的原著。那时我也正在学俄语，他对我的学习，一直采取宽容、鼓励的态度，从没有在我学习的时间内，给我派出过公差。
思奇同志待人非常宽厚。所有同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为人都是没有二话的。他从不发脾气，即使是遇到不了解他的人向他耍态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件事给我的印象颇深：有位搞哲学的同志，拿了他自己在延安哲学研究会上的“学术报告”，硬要思奇同志在《中国文化》上予以发表。那个所谓学术报告，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论文章。它要表达的是关于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讲过的一句话——“事物是螺旋形发展的”——他为了讲清楚这一句话，曾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田螺，他的这种“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别人也不知道”的幼稚行为，早已引得哄堂大笑了。现在还硬要拿来发表，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可是这位同志不但缺乏自知之明，而且疾言厉色，想向艾思奇同志施加压力。思奇同志很耐心地劝慰他，并请他考虑是否另写一些别的文章？……事过几天，我们都为这咆哮如雷与心平气和的两种态度而感到诧异。可是，思奇同志也自有他的看法。他说：“本来嘛，文章不被采用，用不着生气，多写几篇就是了。多写几篇，人家就有选择的余地。一篇文章被否定了就开口骂人，并不说明你的本领高强，相反，说明你没本事，因为你的本事就仅只此一篇了。”“发脾气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因为它不了解事物的必然性。这位同志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文章不好，却反过来怪别人瞧不起他。在我们看来，像他这样的文章，一无实践经验，二无新的观点，只抓住斯大林的一句很平常的话，牵强附会，随意引申，能够写出什么来呢？这是教条主义者的通病，我们既然了解这种必然，就用不着同他生气。”从此，我理解到他对发脾气的看法，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点意外收获。
思奇同志喜爱文艺，对党的文艺工作起过好的作用。他是个哲学家，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常用“崇基”的笔名写些短小的文艺评论。文艺批评可以说是他的新哲学在文艺方面的应用，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尝试。在这个思想领域里，他的笔尖有时显得十分锋利。他推崇鲁迅先生，1940年，上海的鲁迅纪念委员会老远地给他寄来一套《鲁迅全集》。他非常高兴，不管怎样忙，他也要挤出时间来阅读。他还把《鲁迅全集》转借给我，嘱我务必要把它读完（创作部分）。他的全部精力虽然都放在哲学上，但他十分注重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他私下曾同我谈到过延安的许多新老作家的作品，如艾青、贺敬之、郭小川、鲁藜等人的作品，他都向我推举过。我还清楚记得，他对《白毛女》歌剧的估价，他认为这是“划时代的杰作”。1946年，我从中原前线回到延安，他叫我暂时住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地），同他住在一起。那时他同我谈得最多的，恐怕要数文艺方面的问题了。这时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文艺作品。
思奇同志十分喜爱诗歌和音乐，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朗诵海涅的诗，歌德的诗，拜伦的诗……至于对音乐的爱好，他简直要使人大吃一惊！除了我国民间音乐如郿鄠、道情以及他的乡音云南民歌之外，他还非常喜欢外国的古典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在雷鸣闪电之中，他独个人放声高歌舒伯特的歌剧《魔王》！
思奇同志的趣味是多方面的，他的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为了研读哲学书籍，他不得不浏览许多自然科学、医学著作；为了钻研诸子百家的作品，他经常翻阅《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他的哲学著作如《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每一次版本，他都认真作了修改。所谓精益求精，也真足以说明思奇同志的治学精神。
从外表上看，他似是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书生，其实他是一个内心生活十分丰富多彩的人。他多么期望能到我国名山大川、各处胜地去旅行啊！但是他所到过的地方却是很少很少，我每次到北京去看他，他都以教务羁身，不能前往为憾。他竟连广东也没有去过。我当然知道他是个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不会丢下工作不管，独自去游山玩水的。因此，我总是说：“不要紧的，就等以后的机会吧！”但是，1966年春，噩耗忽然传来，思奇同志不幸遽然长逝了！他永远也不会有南来的机会了！
（原载《一个哲学家的道路——纪念艾思奇同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