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照片可怎么办？
1947年冬，在湖北浠水以东一个叫洗马畈的地方，刘邓司令部摄影组的裴植同志，给我送来一包反映大军南下的照片。这是前线摄影记者经过千辛万苦拍摄下来的，非常珍贵。当时，刘邓野战大军执行中央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战略任务，跃进千里，所向披靡，经过新华社的电讯广播，已是中外皆知，声震遐迩。唯独是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行动，却还没有通过具体图像，加以有力的宣扬，这些照片的获得，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但是要把照片送发出去，事情并不容易。自从我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别山以后，蒋军调集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向我军尾追围堵，切断了我军与华北根据地的交通联系，我们正处于无后方作战的态势之中。交通被阻塞，空中运输没有，当然更没有什么无线电“传真”，新闻照片怎样递送得出去呢？
当时我们都很为此而焦急，无论行军、宿营都想起这一回事。因为它与新闻电讯不同，新闻电讯好歹在一两天内，就可以通过电台发到新华总社去，图片却没法做到。反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一天天地失去它的“新闻价值”。
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记得是到了同年的12月12日。我奉命随十二纵队回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江（长）汉（水）地区作“战略展开”。这是一次非常急迫、非常迅速的行动。当天，我们前线分社的战友们，从分社社长李普到从总社刚到前线来的陈克寒，说不上几句话就匆匆分手了。我们纵队在敌机狂炸下往铁路靠近，入夜就进入江汉。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我们一日一夜之间，连续走了两百华里，14日才入村找个地方休息。这时正好大雪纷飞，真可说是人疲马乏。我和衣而睡，直至天明。到第二天起来，在睡眼蒙眬中，我忽然发现这包珍贵的图片，还放在我的马口袋里。“糟了！他们没有把它带走！”原来在纷乱间，谁也记不起它的存在了。尽管我曾想起过，分社的同志随同司令部行动，恢复交通联系的可能性会快些。躺在我的口袋里，恐怕出去的日子更渺茫了。我觉得做了一件蠢事。
江汉部队的任务，一方面作战略展开，建立和扩大解放区；同时吸引、分散敌军主力。因此不停地行军、作战，且作出渡江之势，以迷惑敌人。今天一城，明天一镇，进城之后，一天半晚，随即撤离。自到江汉以来，约一个月左右，我们打下了京山、钟祥、随县、天门、潜江、沔阳、应山……等大小十多个县城，都是快打猛攻，打完就走的。
在如此迫促的时间里，我当然没法考虑到这些新闻照片的处理问题。我只好带着它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个县城到那个县城。这东西不重，压在心上可也不轻。
直到1948年的2月17日，农历年初七。我们的部队打开了距离武汉二三百里的安陆县城。这是个漂亮仗。下午五时半攻城，拂晓结束战斗，我们决定白天在城里歇息一天，傍晚撤出。
我同军区政治部的部分人员，在一个带有肃穆气氛的天主教堂内休息。限于军事纪律，我们对教堂的东西不能乱动，我们大都靠卧在长凳上。教堂内静寂无人，连一个神父或修女的影子也没有。但是，我在一张黑得发光的桌子上，见到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整套的西洋式的“文房四宝”——钢笔、墨水、信纸、信封以及一大叠的邮票，信封信纸上还印有安陆教堂的名字、地址等几行英文，那整齐的样子，仿佛有位主持人刚在这儿写过信似的。
我望着这些写有英文字的信封、信纸和流行的邮票，猛然一醒：“我的照片！”我几乎要叫起来了。我想，中国邮政作为一种国家企业，是比较独立、比较有效率的，它会被当作一般邮件而递走；其次，我们今晨入城，今晚撤出，邮局的邮检虽严，也未必注意及此；再其次，也最要紧的，是教堂的英文信封，国民党军对外国人是恭之敬之唯恐不及的，他们怎敢去拆查？还有一点，不幸而被拆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呢？这无非是新闻图片罢了。
于是我拿了一个大号的信封，把照片包得好好的，决定投邮。
但是，问题又来了。寄往哪里？寄给谁？
我记起了正在香港工作的林默涵同志。和平谈判时，我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时，知道他由重庆到了上海，和谈破裂，听说他由上海到了香港，在办党领导的报纸——《华商报》。于是我在信皮上用英文写上“MR.M.H.LIN，HWASHlANG PAO，HONG KONG”。中文只写上“林默涵先生”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有写。在信内，我写了个条子，大意是说，这是刘邓大军跃进中原的照片，是前线摄影记者所摄，内容写在照片后面，收到后请速在报刊上发表，以广宣传。为了好让我知道是从我这儿寄出的，还请写上投寄者的名字。
把信封好，贴上加倍的邮票（我向人打听过一封平信的邮价），便到街上找邮局。也巧，就距教堂不远的地方，竖着一个大半个人高的邮筒，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投了进去。“去吧！祝你一路平安！”这时大家正进晚餐，先头部队开始出城了。很难形容我这阵子的愉快心情，我觉得放下了一副“千斤担”，全身轻松了许多；我认为我做了一个新闻记者应做的事。我默祝它会被送到香港去转而远播全球。凭我对邮政这一公共企业的特点的认识，我是有信心的。凭着收信人的政治敏感，和他对编辑工作的丰富经验，只要它能安全到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通情况很坏），我想一定会被处理得好的。
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得比想象的快，全国解放了。1950年或1951年，我在北京见到默涵同志。当然，少不了要问起这回事。但是我刚一提问，他便说：“怎么？你没有看到吗？我们都发表了！”这真叫我心花怒放！我告诉他，我们在前线怎么会看到香港的报刊？
他又说：“我们收到这些照片，简直如获至宝！我当即告诉章汉夫，他也非常高兴！我那时在办《群众》（不是《华商报》），不过两个报都在一起。所以还是可以收到。这些照片，很引人注意，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还舍不得一次把它刊完呢。”
这番经过，使我感触很深。做个前线记者，写条消息，拍张照片……该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
（注：这批照片刊载于1948年7月1日、8日出版的《群众》周刊总第75、76期，共10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