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的哲学思想

在说到大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和他改造社会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

康氏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今文派的春秋公羊传，由孔门派的“性善说”与“天人合一说”等宗教化的唯心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等唯心论演绎而来，所以说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者是大致不错的。比如他说：“夫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大同书》）就是一个标本的好例。又如什么是作为康氏哲学理论之唯一宗旨的“仁”呢？“仁者何仁？吾神之胄，先圣孔子教非之欤？”（上海强学会序）孔子的教义，就是“仁”的精义。然则孔子的教义又是什么呢？只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的“仁”来说，无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的思想，在哲学上说来，就是内心决定外界的唯心论思想。所以康氏这位“天禀哲学家”（梁启超称语）的宇宙观，与孔子的唯心宇宙观，并无二致。至于康氏还把孔子神化，把他奉承为中国的上帝，其徒梁启超曾说：“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德也。”此言已道出康氏对孔教是何等颂扬推崇。

其次，说到康氏的所谓“考证”的方法论，也是和他的宇宙观相一致的。钱穆曾说：“长素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扰乱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又说：“有为以好异好博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都说得极明白，康氏自己“先立一见”，然后“扰乱”“曲解”客观的东西，以适应他自己纯主观的拟想，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表现，可谓臻于极点！

再说到康氏的人生观。他说：“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虽人之性有不同乎，而可断言之日，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但是不幸这“千劫皆烦恼”的世界里，“人之生也与忧俱来”（《大同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底下，他觉得只有倡“大同”以拯救这苦难的世界。如果是以不满现实和现实斗争与改造现实的命题出发，这是很对的。但是严格地去分析一下康氏这种人生观，就可以看出：在说到改造社会的愿望时，他只想用个人的苦乐的愿望去冲破与解除这人生的烦恼的羁绊，似乎有点近于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在说到人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恼的原因呢？他却说是由于人类投胎的结果。比如他说：“……上立帝王，下设虏奴，贫为乞丐，富为陶朱，尊男卑女，贵人贱狙，华族寒门，别若鸟鱼。蛮獠都士，绝出智愚，灿然列级，天渊之殊，呜乎命哉，投胎之异也。”又说：“天地固多困苦，原投胎之误，实为苦恼之万原。”（同上）这种把封建社会内的身份关系严密固定化的观察的结果，又似乎有些近于定命论的看法。更加上他那促使他改造社会的“不忍之心”的主观动机，几种思想夹杂在一起，显得他个人的思想是异常混乱的。

最后，还说到康氏的历史观。他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观婴儿可以知壮夫及老人，观萌芽可知合抱至参天，观夏殷周三统之损益，亦可推百世之外夷狄，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论语注》）在康氏看来，社会的更替，一定是按部就班的。中外古今以至将来，都不能超过了他所预定所设想的范围，当然，像美国能不经过“君臣”的封建主义，和他的所谓“立宪”而直接跳到“共和”，在他是不可以想象的；正如他以为中国之由“君臣”到“共和”可以不经过他设想的“君主立宪”而会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康氏的历史观，很显然带着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不过康氏这个观点，在当时已是离经叛道的思想了。因当时的士大夫都相信过去胜过现在，是“退化论”者。这观点在当时确有它的进步作用。

由于康氏以上的哲学思想，便不可能了解客观社会的一般与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不能不只从主观的“理想”出发，去“创造”和实行他的华而不实的大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