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阶级的意见

康氏在这许多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研究起来是颇饶兴趣的。我们先看看他对阶级的意见，他描写劳苦大众的生活道：“农者胼手胝足，涂泥厥身，以锄以耘……日出而作，日入乃归，无少时得息焉。彼采矿者……煤矿尤甚，炭气重灼，身手漆黑，触鼻作恶……洞穴或裂，压死不觉。……深山樵人，负薪百斤，百里崖阻，烈日艰辛。……其他曳舆扛轿，负担行舟，喘息大呼，终日不休，缩肩挽背，贴地而吼，或挟疾行，僵仆道周。……其他百工，劳力苦作，朝起而动，中夜阁阁，无复日之休息。……孺子弱女，饥驱同缚，面体黄瘠，废疾以死。……”（《大同书》）

他描写社会贫穷悬殊的情形道：“甲愿八珍，而乙不得藜藿焉；丙处数十层之琼楼，数千里之阆苑，而丁不得蓬荜焉；戊珠衣钻石玉襦，而己不得带索焉；庚接目皆文章五彩，辛处黑暗若囚焉；壬杂陈百国音乐，癸不能鼓缶焉；子花草香气薰寒，丑居溷厕焉；寅高坐于汽舟、电车、汽球、飞船，卯涂泥步而胫涉焉；辰左右百器，皆机巧若鬼神，已则皆桔窳之物焉；午之博极群书，富面百城，未不识一丁挟一册而吟焉；申园林台沼甲天下，酉不得一花竹徘徊焉；戌身体强健，毕生无病，亥有废疾或多病奄焉……”（《大同书》）

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大工业生产，所以像近代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的压榨和剥削，还没有明白显露出来，而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残酷的奴役才开始，不过就当时的社会情形来说，康氏这种尖刻的指陈，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

康氏坚决反对阶级的存在，他说：“……一故阶级之制，与平世之义，至相碍者也，万义之戾，无有阶级为害之甚者，阶级之制，不尽涤荡而泛除之，是下级人之苦恼无穷，而人道终无由至极乐也。”（《大同书》）然而可惜的是，他对阶级的划分却是非常含糊，他不是从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去分别阶级，而只从政治制的形式上去分别阶级。如他说：“孔子曾首扫阶级之制，讥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无世官职之义……至唐世以科举取士，人人可以登高科而膺仕，有才者则白屋之子可至公卿，非才则公卿之孙，流为皂隶，自非乐丐肤之贱，无人不可以登，遂至全国绝无阶级。”

同时他又说过：“王族贵族之分愈甚，大抵愈野蛮，则阶级愈多，愈文明则阶级愈少。”（《大同书》）康氏以为愈文明则阶级愈少这是对的。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但由此以为阶级问题的纠纷也会随之而愈少而渐趋“文明”而至“大同”，便是抹煞阶级分化愈明显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的社会发展规律，这却是由于不了解阶级的实质的缘故。

特别要指出的，康氏对社会的批判（其他问题也是一样）却是从“人世皆苦”的命题出发的，所以他说：“富者之忧苦，又与贫者无异矣。”其他又如视荣华富贵的人也苦，帝王也苦，甚至神仙圣佛亦无不苦等等，都在无形中否认了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含糊了人和人间的阶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