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曾经被“四人帮”污蔑为“广州黑会”。科学会议先开，是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戏剧会议打算紧接着科学会议召开。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估价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为了开好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会议，记得在科学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周总理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陈毅、聂荣臻、陶铸出席了，文艺界的田汉、阳翰笙、夏衍（他们是来召开戏剧会议的，但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也应邀出席，还有其他同志。周总理一开始就征询大家的意见，究竟怎样称呼知识分子？总理说，过去把知识分子统统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所有制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知识分子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为哪个阶级服务就叫做那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究竟叫什么知识分子？有人说叫人民知识分子，有人说应该叫劳动知识分子，到底怎么称呼？

总理讲话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陶铸。他说：“我拥护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能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力量，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这样旗帜鲜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很需要一番勇气和胆识的，甚至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但是，陶铸的话说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上，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主张，所以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夏衍同志情不自禁地悄声问我：“陶铸同志是大学毕业生吗？是不是大知识分子？”我笑着摇了摇头，我明白，夏衍为陶铸的发言感动了。这次主席团会议一致同意的看法，对我国知识分子的正确估价，第二天由陈毅同志向大会作总结发言时公开宣布。它的影响之深远，以及对于全国知识分子的振奋和鼓舞，至今仍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记得当时田汉题诗一首，头两句是“一时春满越王台，水暖山温聚俊才”，说的正是当日的情景。

我之所以想起这件往事，在于说明陶铸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是非常重视的。这种重视并非出于个人的偏爱，也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早在广州会议之前，陶铸在1961年召开的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广东省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会议和其他场合，就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到此为止。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他还公开提出：“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他甚至提出，“不要再用‘白专道路’的名词”。陶铸这些思想，并不是心血来潮之物，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党的事业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团结一切新老、大小知识分子。他在党的许多会议上都谈知识分子问题，谈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很多的专家、科学家是不行的。专家越多越好。我们要团结他们。”他喜欢用开汽车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汽车半途坏了，你不懂技术，没有修车子的知识，不管你的官多大，你能叫它开动吗？不行！你下多少命令也不行，唯有靠懂得技术的司机同志去修。他多次在党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科学工作和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关系的，不可以设想，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可以不要科学。事实上，农业方面的土壤改良、种子改革、天气控制等等，都不能离开科学工作。因此，各级党委应该重视科学工作，认真领导科学工作。”在这里，我有责任说明的是，陶铸的话并非无的放矢，这是他深入农村得来的感受。广东省种有水稻三千余万亩，禾苗长得很好，又高又壮，可惜每当稻谷成熟时，往往台风肆虐，收成为之大减。1958年夏，陶铸到了潮汕一带，发现了当地两位青年农民研究出既可防风、防虫，又不怕倒伏、亩产可达千斤的“矮脚南特”，他那狂喜的样子真是无可名状！后来经过继续科研推广，广东新会又出了更为可口的“矮仔粘”，东莞县出了有名的“珍珠矮”，这种矮种水稻成果据说一直推广到江苏苏州地区。陶铸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和爱好，无疑地是由于实际需要，由于农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要。

陶铸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维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可以从他对教育方面的措施看出来。60年代初期，广州市许多中学的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有一年，广东的考试平均成绩是全国倒数第二。陶铸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片面地理解为党委包办一切，排斥党外的有教学经验的老校长、老教师，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为此，陶铸在1961年广州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座谈会上，批评了这种包办代替的错误倾向，提出了中学不能由支部领导，要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可以不是党员，要使非党员校长有职有权。他指出：“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文教部门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非党员校长实行的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党的领导，支部在校务委员会起作用也是党的领导，我们就是靠正确领导而不是只靠权力。”尽管他的这一创议遭到不少人的非议，甚至攻击他是“朱可夫”，但他仍然坚定不移，他为此指出：“我建议重新改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可以跟我们一起搞社会主义建设，这点极为重要。”为此，他号召党内同志要克服偏见，对知识分子要真诚相待，“我们要尊重科学家”。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知识分子可用而不可信”的说法，他说：“照我看来，知识分子要用就要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信赖的，可以重用的。”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是革命的，有功劳的，我们就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劳动人民”。他严正指出，糟蹋人才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罪过，对知识分子采取粗暴态度，“是旧官僚军阀作风残余的表现和反动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的态度”，必须迅速纠正。

早在1955年，陶铸在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不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工作问题，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时隔近30年了，这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至今仍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