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在此书行将出版的时候，我感到有必要对其中的部分篇章简单作些说明。

——《论高校政治课教学》一文，是我1962年2月对广州高校全体政治课教师的一次讲话记录稿。当时是针对高等院校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讲的，主要是鼓吹学理论，这样的问题自然是有一谈的必要。我们讲学理论，首先要解决要不要学的问题，这应当是肯定无疑的。不学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就会被葬送。要不要学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确定学什么。要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讲唯物论、辩证法，不学怎么行？我这篇文章现在还有多大的作用，这话我不敢讲，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用，还是灵的，这我敢讲，并且深信不疑。所以，我十分同意把这篇文章收了进去。现在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发展。小平同志本人就多次强调要牢牢把握关于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十分值得高兴的是，在当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它必将指引我们国家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面向群众》等几篇有关办报的文章，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实践多年的一点记录，对今天如何办好省市级党报，也许还有一些参考作用。其中《面向群众》一文，是我在主持《南方日报》的工作时关于办报所强调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方法。后来在参与创办《羊城晚报》时，我仍然强调报纸要面向群众，当然这要结合晚报的特点来做。

刘逸生同志的《唐诗小札》，对于古典文学、诗词的普及以及文史方面的启蒙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日子久了，越来越觉得这项工作有它的意义。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一文，是我在延安时写的，发表于《解放日报》上。那时我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感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写了这篇文章。后来，我参加延安《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的编辑工作，负责康梁思想部分。不久以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接着我又上了前方，有关梁启超的部分，虽已写好初稿（研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但初稿在行军途中丢失，就剩下这篇文章了。

——《写在<杜国庠文集>后面》一文，主要阐述杜老这位朴素严谨的革命学者，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他在这个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突出地介绍了他的值得称道的治学方法。

——《二连纪事》，是根据我在行军途中向战士们采访来的素材写成的。过去在前方采访，比较注重跑军队指挥部，报道战况的进展，而向战士“采访”则较少。其实，只要有心，也可以从战士中听到许多有意思的材料。

——关于诗词部分，我向来认为自己不会写诗，所以写得不多，发表的更少。现在要整理过去的诗文，只好“逼上梁山”，将过去所写诗词挑选一些出来，很可能笑话百出，希望诗家予以赐正。

此书最终能够编印出版，应当感谢东莞市委的倡议和支持，感谢出版界同志们的帮助，感谢为此书写序言的林若同志和我的中学老师邓白同志，以及许多老战友、老朋友。我觉得还有一点要郑重说明一下，本书所收进的诗文，从时间跨度来说前后长达50年，岁月悠悠，事过境迁，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书中一些篇章所存的疏漏，肯定是不少的。但我认为还是应当用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此事，因此，对于这些诗文，我就悉仍其旧，不加增删了。

本书取名“长明斋诗文集”，“长明斋”，是我居住在梅花村37号时读书写字的地方。因为自觉学识不足，加上也习惯了，经常读书至深夜。当时有的同事讲我房里那盏灯长夜不熄，我就把书房命名为长明斋。这次出版过去的诗文集，叫做“长明斋诗文集”，可以说，这个名字是我的同事、同学、同行给它定的。

王　匡

199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