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谈话节目及其策划
自广播诞生开始，谈话节目就被视为电台的宠儿。早期节目形态多为一个人唱“独角戏”，没有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交流。1933年，广播谈话节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听众开始出现在节目中，而这种节目也越来越吸引听众的注意，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由此，谈话节目的内容也开始向广大听众关心的热点靠拢，如热点时事、公共事务、家庭生活等。
从内容角度划分，谈话节目可分为新闻性谈话节目、教育性谈话节目、娱乐性谈话节目以及商业性谈话节目；从谈话者的角度划分，又可分为一人直述式、两人对话式、圆桌座谈式以及听众参与式。[18]也有学者认为，谈话节目可分为：（1）有话题节目，即根据栏目定位，每次设置一个中心话题；（2）无明确话题的节目，但栏目本身有主旨范围和指向，如《往事回忆》、《你好，老爸》等；（3）无话题节目，即以热线为主的无主题交谈节目，如情感类的《孤山夜话》《今夜不设防》《伴你到黎明》等。[19]
现对音频谈话节目的策划思路做如下总结：
（一）突出人际传播优势，以“双向交流”彰显沟通力量
声音的交流功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把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流和群体互动引入节目是策划的核心理念。谈话一般都会有一个操持者（如家庭主人或会议主持等），广播谈话追求“双向交流”的传播效果，是典型的主持人节目。主持人节目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其一，传播者以个人身份出现；其二，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关系是朋友式的。[20]传播实践表明，要使传播内容作用于受众，使受众、主持人展开积极的思想交流，有效方法之一就是缩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个性化、人格化的表达无疑有利于拉近这种距离。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编写的《日本广播电视手册》认为：广播节目个性的好坏取决于个性化的主持人、信息和音乐这三方面因素。他们用“Personality”（“个性”“人格”）来注释广播中长时间直播节目的主持人，“这是因为其作用不单纯是进行节目的播出，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且还要以自身的人格和个性与听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谈话节目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利用人际通信媒介——电话、手机、语音留言平台等，沟通感情、交流思想，再通过大众媒介把人际间的这种真情实感广泛渗透、深入人心。调查发现，参与广播谈话的听众消除了披露个人隐私的顾虑，从而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同时它又有助于听众克服孤独感，与社会保持联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喂！玛霞》节目，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主持人玛霞·贝朗治女士每天深夜l点到3点，在电台播出听众与她通话的实况，她把普通的谈话化为倾诉衷曲的谈心，她热心为听众服务，甚至成全了21桩姻缘……由于电话产生的双向交流更加直接、便捷，使得广播谈话节目愈兴愈盛，其社会影响不容低估。
谈话节目的优势在于扩大参与面，网聚人气，但同时也是一种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的节目类型。这种优势在互联网时代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节目策划的角度看，以“热线直播谈话”为代表的广播谈话节目最具特色。主持人、“热线”等元素，使谈话节目区别于传统的“单向”模式。主持人在双向沟通中营造出“交流情境”，以人格魅力和个性化的真实，满足多样化的听众需求。
（二）把握公共意见走向，以“舆论领袖”实施社会引导
谈话节目包含访谈、聊天、对话、辩论、交谈等多种元素，是聚合舆论的场所，不同观点特别是对立观点常常在节目中汇集。一般来说，谈话节目中的嘉宾、听众总会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从而形成矛盾冲突，而展开矛盾并疏导众人意见，最后形成意向性结论，则是这类节目的一般性程序和内容策划的突出特点。
从节目策划的实践看，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灵魂和核心。主持人起着控制整个节目节奏的作用。在谈话节目传播群体中，主持人是唯一固定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则是流动的。主持人对节目的进程、节奏、内容、格调甚至节目的整体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持人在节目开始是引言人，中间是串联人，结尾是总结人，全程节奏是控制人。当然，强调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核心作用，并不意味着节目可以变为主持人个人发表意见、自说自话的园地。在我国，谈话主持人实际充当着舆论领袖的角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主持人青音在微博的粉丝数达到400多万人，也经常原创发送一些人生哲理和价值观的微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国外，访谈节目主持人（Talk-master）、热线电话节目主持人（Hot-liner）被视为能够阐释各类社会问题、公共关系问题或心理问题的专家，他们在构建“谈话场”，引导谈话方向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知名谈话电台WOR710HD的《乔伊·布朗博士秀》（The Dr.Joy Browne Show）栏目，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心理谈话节目。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人乔伊·布朗是全美第一位做广播节目的有行医执照的心理学家，今天，她的节目是美国本土电话交谈治疗类节目中经营时间最长的节目之一。节目由数段听众热线电话组成，在对话过程中，主持人帮助听众找到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家庭伦理、性、子女教育、工作关系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建议和行为引导。
在谈话节目中，“热线”是实现听众参与、开展双向交流的一个最为直接也较为有效的方式。通过互动参与，让听众的声音直接在电波中流淌，多种声音的汇集、碰撞使“广播是声音的媒介”这一基本特征得到进一步体现。但正是由于互动直播的存在，给主持人驾驭谈话节目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三）注重社会联系功能，以“广播对话”构建公众论坛
谈话节目的参与性，又称介入性，不仅仅是指听众打入“热线”或进行语音留言互动，更主要是引发受众心理上的参与感受。谈话的参与者多是普通群众，不受思想、文化、表达能力限制，大家可以实话实说，畅所欲言。这类节目的策划播出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群众的自主意识，调动起公众民主参与的热情，构建起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话语平台。从更加积极的层面来理解，它对推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所谓“广播对话”，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给广播事业注入了活力，而且形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1989年，美国国会企图给自己加薪51%，全美国成千上万的听众打电话给节目主持人，表达他们的愤慨，并让主持人将电话信息转达给国会办公室，迫使国会让步。众议院在1990年提高了薪金，但远远低于原先设想的标准。纽约杂志分析家形容谈话节目主持人是“90年代的政治组织家”。[21]
在我国，199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市民与社会》节目，把党政领导、专家学者、普通市民都邀请到广播中来，相互对话，共同讨论。在传播方式上改变了“你播我听”的单向模式，建立起在同一时间里有来有往，有问必答，此呼彼应，平等讨论的双向和多向交流模式，国外传媒称这个节目为中国独特的“公众论坛”。从节目策划的角度看，当前不少公众谈话节目都是“新闻话题+嘉宾访谈+热线电话（或网络互动）”的节目模式。
江苏广电基于全媒体平台打造的《政风热线》是此类节目当前的代表。《政风热线》最早是成立于2003年的江苏新闻广播《政风热线》栏目，与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和省政府各厅局及窗口单位联办，每天邀请省直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有关业务处负责人轮流走进直播室，通过“热线”与听众对话，或围绕某个主题，解答听众的政策咨询，受理听众对相关部门的投诉，栏目记者则追踪采访，在节目中及时通报问题的处理结果。这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和延伸广播的舆论监督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城市市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促进了舆论的充分表达。据统计，栏目年受理群众投诉与咨询10000件以上，办结率超过90%，不少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2011年，电视版《政风热线》在江苏公共频道播出，最终形成与江苏新闻广播、《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四位一体”全媒体联动监督模式，即电台直播、电视跟踪、报纸点评、网络互动，成了名副其实的融媒体节目。与此同时，江苏省13个省辖市、43个县（市）都相继开设了“政（行）风热线”，成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近年各地兴起的“行风政风热线”和“问政”节目，事实上是延续了“广播对话”的策划定位，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加持，一个个“舆论场”或“公共论坛”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