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参与：场内与场外

受众参与传播的广泛和深入既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大众传媒履行自身职责的要求。融媒体时代，受众以各种形式参与节目，在缩短传播者、传播内容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增强接近性，扩大传播效果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参与途径、表现形式等方面又有所不同。依所处场域的区别，存在两种不同的参与受众类型。

（一）“演播室受众”

谈话节目的演播现场就好像是“客厅”，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谈话节目邀请两名及以上的嘉宾，还在于有现场观众参与。现场观众是活跃谈话节目氛围、丰富现场谈话层次的重要元素。在嘉宾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中，观众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倾听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参与节目的观众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表达意见，与嘉宾交流，甚至形成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此外，现场观众还可以有效地营造和烘托活跃的谈话氛围，他们的表情、掌声，都会使场外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主持人在与观众的互动中，要善于利用现场调控者的角色地位和优势，适时引导观众介入，形成热烈的谈话气氛。因此，把握和设计好现场观众是非常重要的。

“演播室受众”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是“表达式参与”的提供者。在谈话节目中，“演播室受众”既是接受主体，也是传播主体。相对一般受众，其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因其从属于媒介内容文本，故而在节目中所履行的义务也是传播者义务，其所涉及的每个传播环节都受到媒介组织的控制。作为曾经在我国最有影响的一档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发挥现场观众参与性功能的方法被业界广为认可。在节目中，现场观众可以自由作答，随意畅谈，表现得轻松自如。但即便如此，参与节目的观众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节目从前期筹备阶段就开始了对现场观众的挑选，并非一般受众都具有参与现场的机会，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节目主题的影响。观众谈话也必须围绕主题进行，不能随意地发表看法和演说；与嘉宾的交谈必须受主持人引导，不能畅所欲言；并非所有的言语都在节目中保留，后期剪辑过程中的筛选大量存在。同时，节目的很多观点、信息常常要借“现场观众”之口加以表述。在《吐槽大会》中，现场观众一是可以像情景喜剧中的“罐头笑声”一样带动气氛、提示笑点；二是给场上嘉宾及时反馈，有的嘉宾还会即兴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演播室受众”失去了相对于文本主体的独立性，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以此为工作的“职业观众”。可见，“演播室受众”并非一般概念所指的受众，实际上它已经属于受众参与式节目中的组成部分，也是节目策划文本需要纳入的构成要素。

（二）场外受众

除现场观众外，扩大谈话范围还可以依靠场外介入。融媒体谈话节目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对多种新媒体手段的全面整合。电视、网络、手机“三屏合一”，有效保证了观点表达渠道的多样性。场外参与既搜集了网友的意见，也在无形之中对节目进行了网上宣推。这方面，《东方直播室》进行了积极探索。该节目强调与观众的互动，注重观众的参与感。直播观众和网友的留言，对正反方观点的投票在屏幕下方滚动显示，电话连线拉近和辅助当事人的时空距离，巨幅环绕LED屏幕展现场外50位网友互动意见——观众可通过电视、网络和手机屏幕与现场互动。技术手段的运用，使之成为“最具思维跨度的谈话节目”。

为实现场内外的有效互动，也有一些节目增加了微博互动、微信互动等新兴媒体手段。谈话节目引入网络观点可以让主持人的提问更具公共性，以补充嘉宾观点的不足，给大众更多的话语权。江苏城市频道新闻谈话节目《新闻夜宴》专设了一名首席记者，他除了介绍本档节目所涉及的新闻背景外，另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充当网友观点的代言人，把谈话节目所处的演播室同整个网络舆论场紧密连接在一起。他会把网友观点收集起来呈现在节目现场，让现场嘉宾和屏幕前观众的观点进行交锋、碰撞，从而丰富节目内容，扩大谈话范围，传达一种更普遍的价值认同。

在场外受众“卷入”方面，网络视频谈话节目更具优势。例如，腾讯视频出品的《恕我直言》一经播出，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在以“消费观”为主话题的第二期节目中，“斥巨资制造浪漫是否是浪费的表现”“买口红算不算诚意”“给游戏充值是不是另类”等都掀起了微博网友的讨论热潮。许多网友热情分享自己的故事，更有观众发起投票对节目中的话题进行讨论。大数据的运用，使得这个节目更容易准确呈现受众意见，带领观众去洞察和挖掘现象之下更深层次矛盾发生的规律。例如关于自己的形象，节目数据显示，55.6%的女生觉得自己有点胖，59.9%的男生觉得自己身材很棒；关于办公室恋情是否要公开，59.2%的女生选择不公开，但65.6%的男生却希望公开，等等。通过引入大数据，增强了对男女思维差异讨论的说服力，这既是场外受众意见的呈现，又是话题的切入点和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