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设计
（一）主持人个性要与节目风格融为一体
以主持人为主线进行策划，是谈话节目策划的一个显著特征。主持人与节目之间内在的互相依存关系是“谋篇布局”时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说明了谈话节目主持人与节目互相依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节目。就个性而言，主持人的个性与主持人节目的个性应是有机的统一体。主持人不能超越节目的宗旨、特点，否则会游离于节目。
主持人的特色并不完全取决于外在的形貌，如服装、发型、体态等，对于谈话节目来说，主持人多以个性化、本色、真诚，以及富有亲和力的主持为特色。一般来说，主持人主持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同时主持人跟受众之间的感情也会随时间增长而加强。拉里·金主持节目长达30年，深受观众喜爱和信任，以至于一位观众说：“我一在屏幕上看到他朴实、诚恳、憨态可掬的样子，就被他吸引住了，即使他说的是假话，我也认为是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风格传播与个性传播的社会，那些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的主持人，往往更能牵动观众的目光。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开办以后，获得了较好的收视率和观众口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蔚的机智快捷、曲向东平和睿智的个性主持风格。
通常，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不要轻易更换。因为原来的主持人印在观众脑子中的第一印象是根深蒂固的，要想轻易抹去，极不容易。另外，节目的特点、特色、个性也决定了它需要什么样的主持人，不能先有节目，后有节目主持人。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芙瑞以其名字命名的谈话节目《奥普拉·温芙瑞秀》，侧重于女性观众需求，所选话题也往往能深入美国大众文化的核心。奥普拉更是有意识地将节目调整为具有正面形象、能够振奋人心的类型。也就是说，节目的整体风格应与主持人的个性协调一致，就如同黏合剂一样把双方黏在了一起，一说起主持人就马上联想到他主持的节目，一谈起节目，又往往联想出主持人的形象。
江苏卫视播出的《有话非要说》围绕著名主持人孟非进行策划，本质上是一档升级换代的创新型谈话节目。所谓“非要说”，一则寓意“孟非说”，体现了节目与主持人孟非的高契合度；二则指“非说不可”，体现了节目参与者寻求帮助的迫切性以及节目选题的话题性。节目创造性地设计出情景剧访谈模式，对节目实施综艺化包装，借助以孟非为代表的主持群，现场化解素人烦恼，成为构建幸福生活的积极力量。《有话非要说》关注素人参与者的家长里短，以包容的姿态接纳素人人际关系中的困扰，编导选择话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转化为让话题个性化和个案化的过程。通过展现诉求双方的困境，真实再现父子矛盾、夫妻关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最终呈现“苦恼人的笑”。从已播节目看，选题涉及如何化解过度沉迷偶像、代际隔膜与矛盾、女性减肥瘦身苦恼、子女教育困惑等。作为一档极尽亲民的节目，《有话非要说》充分发挥孟非主持情感谈话和人际调节类节目的优势，可谓为其度身定做。主持人及其领衔的“解忧家族”，以平等的姿态、温和的语调切入素人生活烦恼的方方面面，并力图给出温暖的帮助和理性的建议。这一定位契合了江苏卫视“温暖”“幸福”的平台气质，在当前谈话节目市场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
（二）在语言的合理运用中施展个人魅力
“对大局的把握、对品位的把握、对技巧的把握及对自身素质的培养”，被认为是《实话实说》的成功法宝。[13]但初代主持人崔永元的个人魅力及其高超的语言能力，一直是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这种成功仍难以逾越。语言，始终是崔永元与观众沟通交流和施展个人魅力的最重要手段。从语言内容到表达方式，以及紧紧伴随着有声语言的体态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吸引观众的“语言场”，产生出立体化的磁吸效应。
“吃的学问”是《实话实说》栏目春节系列节目中的一期。单纯从题目看，这个内容似乎不具“话题性”，也不具冲突性，不容易用电视手段来表现。而在本期节目里，崔永元却以他独特的主持风格，让观众领略了一期独具特色的节目。在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家、学者甚至专家时，他所提的问题都设身处地使嘉宾或观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让观众消除防备心理，进入一个实话实说的境界。为了消除节目现场的崇拜感，达到平等交流和沟通的目的，崔永元特别运用了一些语言技巧，如他在介绍人物身份时，只说美食家某某、老师某某，从来不说著名专家、著名美食家。在主持现场，他甚至直接坐在台阶上，与嘉宾、观众平起平坐。崔永元的真诚还表现在当他的嘉宾或观众因为文化程度或紧张的原因而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时，他能以巧妙的语言化解他们的尴尬，并尽力将专家的理论用通俗的方式解释给普通观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主持人的高水准在于格调的定位，而格调来源于他的气质和风度。崔永元在主持“吃的学问”时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气质和风度，表现出他作为一名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这期节目，最让人欣赏的就是现场那种轻松、亲切、平和而真实的谈话氛围，这种氛围促使人们能说真话、说实话，并且又是非常流畅自然地说出来。这也正是崔永元追求的节目风格。节目中，崔永元机智幽默的语言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幽默是一种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幽默也是一种素质，是主持人内涵的外在表现。一个人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在对事物的联想中产生幽默感。一个人也只有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对某一事物的特殊之处做出与众不同的机智、迅捷的反应。
许多谈话节目主持人喜欢如记者似的，拿着话筒提问嘉宾，而崔永元以他独具魅力的幽默语言营造着现场轻松、自然的气氛。他不是为幽默而幽默，当他感到现场气氛有一点尴尬了，有一点激烈或不冷静的时候，他就用幽默或玩笑化解掉。这些幽默的语言在现场起到活化气氛的作用，使现场的氛围更像一场正常的谈话，而不是严肃的座谈会。同时，崔永元对幽默的掌握很有分寸，他知道如果在兴头上不加控制地将肚里的“包袱”都抖出来，那就滑向了贫嘴，而贫嘴会损害主持人的形象，进而影响节目的质量。崔永元说：“如果这种正常的谈话不需要幽默的话，那么我整个晚上可能一句玩笑都不说。”这表现了他对幽默的自制力，也体现了他对节目品味的追求。后来有老大娘形象地说：“看到‘小崔’就像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虎子’。”正因为这样，观众对崔在节目中那种油嘴滑舌的批判和淘气式的叛逆才可以容忍，甚至喜欢他那种在尊重他人基础上的调侃和自嘲。他给人的印象是善良、进取，有正义感的，并有一种打动人的人文关怀精神，与他谈话是舒服的，也是愉快的。平民视角、平民生活、平民话题、平民语言、平民姿态——这就是老百姓最喜欢的节目和其主持人。
案 例
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的窗口
——评全媒体谈话节目《民声》的形态与策划
南京电视台制作播出全媒体互动谈话节目《民声》，以城市治理和社会民生热点为选题，旨在通过广泛融合形成舆论，通过互动沟通达成共识，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城市文明进步。该栏目不仅在本地市场获得普遍欢迎，更赢得2015年“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一等奖，可谓地方台谈话节目策划的成功案例。
一、《民声》的总体定位
《民声》，顾名思义，是要搭建一个公共平台传递市民的声音。公共空间是一种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特殊机制，即市民能够自由进出、平等交流、表达诉求、协商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按照公共领域概念，必须具备特定的讨论平台、参与主体，以及理性批判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共空间。作为建设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力量，广电媒体在助推城市民意表达，提升城市现代治理能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民声》栏目以其直击社会热点的选题和平等议政、多元参与的形式，构建起各种观点和而不同的“场”和在社会共识基础上采取集体行动的“域”。
哈贝马斯曾说：“由于经济和国家关系的不同，我完全能够想象将西方的模式直接‘应用’到中国的任何一种尝试所遇到的困难。不过，我确实认为，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将最终促进并且需要民主形式的舆论必须植根于其中的，我们称为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某种等价物。”[14]在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栏目《民声》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一个城市的市民能够通过大众媒介了解公共事件、进行公开辩论，大众媒介的意见市场便能够逐渐成形，公共舆论也就会诞生于其中。在一定意义上说，《民声》更像一个公共谈话栏目。就此种节目形态而言，诞生于1947年的美国星期天公共谈话栏目《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又译《会见新闻界》）可谓典范，其在NBC播出至今，长盛不衰，而秘诀就在于对美国社会的公共事务持续关注并加以讨论。但在中国，舆论引导的需要、争取收视的压力，以及媒体人理想主义的追求需要巧妙平衡，这是节目策划制作时需要把握的难点，也是影响节目持久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能够处理好上述关系，“这样定位的谈话节目随着社会的开放、民主的发展，一定具有它延续的生命力。”[15]
《民声》定位为全媒体谈话节目，试图整合传统广播电视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与其他媒介相比，互联网更具草根性、民主性特点，也更容易成为各种声音、各种价值观念汇聚的场所。对于城市广电而言，面对社会公共空间构建的需求，生产理性、建设性，且具有公共性特点的内容是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形式。因为“媒体公共空间让人们普遍不安全的浮躁心理有了一个释放的平台，但公共理性和社会价值观是浮躁心理得以释放和对话沟通的基础，对话沟通的目的是形成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团结。”[16]良好的政治沟通表征为城市主政者与全体市民之间在信息传递基础上的协调对话，二者通过媒体平台良性互动，形成有关城市公共事务的基本共识。
二、议题策划：注重民意诉求与政府需求的有效对接
历史地看，《民声》节目既是对发端于南京的电视民生新闻一脉相承的延续，又是对广播领域“政风热线”类节目的升级。上述节目类型的共同特点在于，强调在选题的策划和挖掘上，做到既围绕城市中心工作，对接政府议题，又表达普通市民诉求，关注民生热点。《民声》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台和微博、微信平台，以“关注民情、尊重民意、倾听民声”为主旨，在互联网上征集群众热议的民生话题，试图打通两个舆论场。
城市中心工作离不开市民生计，一档优秀的电视节目理应关注百姓话题，使民意上达决策者，从而形成共谋共识。以《民声》2014年播出内容为例，历期节目的嘉宾和话题，涉及公共安全、市政管理、环保、旅游、交通、消费等诸多方面。诸如《城市交通如何管理》《如何让老百姓菜篮子更丰足实惠？》《城管，如何走出执法困境》《城市规划的困境在哪里》等，这些内容与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又是政府官员密切关注、希望共同寻求解答的问题。话题的公共性，打开了该栏目的视野与格局。从节目所涉议题看，有城市民生类，如《保障房：托起百姓安居梦》（141208）；有城市管理类，如《环境大扫除 城管将如何作为》（140414）；有城市发展类，如《推广节能建筑 共创节约型社会》（140921）；有城市消费类，如《让南京演艺市场更繁荣》（140824）。此外，还结合当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推出了城市安保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内容。但总体上看，以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类议题为主（图3.1），合计占比超62%。《民声》的议题确定是民意反馈的结果，栏目一改过去由媒体设定话题的状况，而是基于微博、微信等民调手段和民调数据进行策划。借助官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不断扩大舆论生成空间，从选题征集、受众参与、网民互动到播出时的现场反馈，都努力融入市民多元化的声音。
南京电视台《民声》栏目2014年度议题及嘉宾分布
公共空间是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民意生成场所，传媒以公共舆论的形式保障大众参与公众讨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权利。尽管借助广电媒体进行的交流规模有限，也未必能实话实说或畅所欲言，但毕竟带来了社会沟通与整合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讲，广播电视公共空间的起点在于一个可供公众充分参与、交流的平台。如英国文化学者戴维·钱尼所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近、了解、熟悉、辨别、理解、分享和交流，每个人都可以谈论”[17]。《民声》邀请城市管理者与市民代表、专家学者“面对面倾听、心连心交流”。通过不断交锋、交流、交心，化解难题，促进和谐，为提升城市现代治理能力、构建民主文明的城市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节目设计上看，由于每期节目都请局长、区长、主任等政府部门负责人。从2014年嘉宾分布看，市政府部门负责人占57%，区县负责人占31%，分别排名前两位。由于城市管理者“登台亮相”，节目所选话题也基本脱离了传统民生新闻大量涉及的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呈现出更具公共性意味的媒体追求。
三、形态设计：实现荧屏议政与网络互动的巧妙结合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看，公共空间的价值就在于实现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的沟通，即提供一个可以发表意见和平等交流的平台，调动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这种参与至少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监督，即社会公众对公权的监督；二是协商，即协调不同利益取向的个体对城市治理产生的不同影响。《民声》巧妙设计了两个主要环节：“一问到底”和“换位思考”，前者主要是由城市民意代表和主持人就新闻短片中的话题，向官员发问，问题犀利，不留情面，体现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后者主要是由观众投票，将民意代表选为“民意局长”（“民意区长”），通过转换角色，在被连串拷问中感受“做官难”，进而促成不同利益个体在协商中化解矛盾。这种环节设置，为监督与协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南京电视台《民声》节目模块示意图
纵观《民声》的节目样态，在吸纳新闻访谈、海选、连线、真人秀等节目元素的基础上，有效整合了演播室现场与网络舆论场。以2014年4月20日播出的《环境大扫除 城管将如何作为》为例，节目播出时正逢南京市政府部署的“大干一百天，环境大扫除”综合整治活动，既涉及群众关注度高的背街小巷乱停乱放、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等城市顽疾，又因牵扯到部分市民的切身利益而遭遇阻力，同时，对于此类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整治究竟有多少持久效果，市民也普遍存在疑问。面对这一城市关注度高的话题，栏目组邀请了市城管局副局长司徒幸福走进演播厅，同时邀请来自媒体、高校、律师事务所和小区业委会的4位民声代表，以及36位市民代表和1位连线网友共同参与访谈。
节目先后导入三条新闻背景短片，内容分别为违建拆除、整治占道经营、整治违章停车，这也是本期节目主要讨论的话题。在“一问到底”环节，民声代表和市民代表尖锐提问，抛出了如“城管局自己有没有违章建筑”“如何兼顾平衡百姓利益”“小部分困难群众的利益如何保护”“拆除违建的信息公开如何落实”等问题，局长现场作答；节目现场请入一线城管队员，坦言执法面临的难题；请入曾经的占道经营摊主，畅谈从堵到疏的感受；节目录制现场拨打被多次投诉“脏乱差”却无人问津的某社区“路长”电话，就出新后的街巷无人管理的问题进行质疑。在“换位思考”环节，南京交通台首席记者小凡通过现场投票，当选为本期“民意局长”，现场就规范城市停车秩序的问题接受提问。同时，就“上海拆违经验在南京是否值得推广”“城管柔性执法是否可行”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局长就实际工作对模拟局长进行咨询，这个环节带有鲜明的“问政于民”色彩。节目录制过程全程向网络直播，在直播过程中，网友通过围观发表看法，并提问场内嘉宾。这种公共意见的形成“是真正推论性的，它可以说是经历了各种矛盾对立的观点，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世界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直到最后从这些个别上升到某种不偏不倚的一般”[18]。来自网络的吐槽，如“占道经营的没了，连早点都吃不上了”“是长期问题，而不是青奥会前的面子工程”“这说明以前的城管工作做的就不到位啊”，一一呈现于场内屏幕。《民声》的形式设计有利于多元声音的碰撞与交流，也有利于促进百姓与政府互动，形成城市共管共治的局面。在节目最后，通过现场投票，显示本场城管局支持率（理解指数）88.9%。
【注释】
[1]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252页。
[2]王哲平：《电视节目策划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72页。
[3]时间等：《〈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第12页。
[4]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苗棣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73页。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8页。
[6]胡智锋：《作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第三波峰的电视问政节目探析》，《视听纵横》2014年第6期。
[7]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著《电视的真相》，魏礼庆、王丽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69页。
[8]朱剑飞、张静民：《〈实话实说〉及谈话式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电视研究》1999年第1期。
[9]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鲍贵、陈光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2页。
[10]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第266页。
[11]刘建明：《舆论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64页。
[12]黄匡宇：《广播电视学概论》（第三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315页。
[13]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东方出版社，2003，第39页。
[14]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问答》，梁光严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5]曾祥敏：《守正出奇：新闻谈话节目〈民声〉栏目评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11期。
[16]师曾志：《沟通与对话：公民社会与媒体公共空间》，《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
[17]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130页。
[18]菲力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