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虚构”策略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威廉姆斯举起“新纪录电影”的大旗，为纪录片使用虚构手法的合法性鼓与呼，对传统纪录片理论造成了一定冲击。随后，国内外一大批科技地理类、历史类纪录片在技巧方面率先实现突破，它们纷纷将动画与实景拍摄相结合，将纪实和数字技术相结合，将记录手法与剧情表演相结合，产生出新的媒体景观。在融媒体环境下，新的虚构手法和再现策略层出不穷。
（一）“真实再现”的策划应用
1.何为“真实再现”
作为虚构策略的一部分，所谓“真实再现”，就是运用新闻性、纪实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影视语言，利用主观镜头、道具、光影、声音、场景模拟、演员表演等多种表现手法，营造过去时空，再现历史真实，用一种意向性的表达方式，传递出同现场纪录同样真实可信的生活气息，达到表达生活本质真实的目的。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性质”，同时又要“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处理”。他所说的“创造性处理”，主要就是指采取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甚至“重构”。
“真实再现”能有效表现“过去时态”的素材。事实上，在纪录片发展的早期，作为对技术手段缺陷的弥补和妥协，“真实再现”（搬演）手法就十分盛行。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是拍摄于1922年的《北方的纳努克》，由美国人弗拉哈迪摄制，反映了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在北极地区艰难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客观的忠实再现。在拍摄纳努克一家人生活的时候，爱斯基摩人已经不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弗拉哈迪费了很大力气才替他们找回了传统服装，甚至是“舞台服饰”。一个12尺直径的爱斯基摩雪屋非常狭小，当地人又花了几天时间搭起一座特别大的，只有半边屋顶的冰屋，供拍摄之用。还有捕捉海象的场面也是精心安排的。纳努克以及他的妻子妮娜和孩子们充当了这部影片的“演员”。可是，这类手法的使用并没有妨碍《北方的纳努克》成为传世之作。正是凭借此片，弗拉哈迪赢得“纪录片之父”的声誉。
当前，“真实再现”主要运用在文献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和刑事犯罪题材纪录片等类型。在生活纪录片的创作中，由于一般情况下素材都可以通过跟随拍摄和人物访谈获取到，因此使用“真实再现”常常被视为一种忌讳，一种可能破坏真实性的忌讳。但是，对于一些已经逝去的时空或者人类的生活经验无法触及的世界，创作者仍然不具有获取原生态声画素材的可能性，比如人物的回忆段落、表现人物情感空间的段落等。为了避免仅使用一些讲述、访谈来结构纪录片，“真实再现”便有了存在的必要。
2.“真实再现”应用要点
首先，在前期策划时应明确，“真实再现”并不适用于所有题材。例如，新闻类纪录片由于和现实的关系更为紧密，就应严格遵循“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先有事实，后有新闻”的原则，一般被视为搬演的禁区。日本NHK版《新丝绸之路》的最后一集《西安，永远之都》，有一个大胆而独特的策划——让一个演员扮演的古装遣唐使突然“穿越”到21世纪的西安街头，他穿梭于今天的夜市、景区和大学，目睹这座城市的当下生活。不过，类似的手法如果用于表现历史上的长安，或许更为得体，而触及今天的城市，便显突兀与不适宜了。
其次，“真实再现”部分一般应用字幕、解说词公开说明本段是“再现”“情景重现”等，将真实地以建构的过程和方式告诉观众，以显示作品的严肃性，尤其不能刻意混淆原生态素材和搬演素材的差别，否则就会被视为欺骗观众。如《裸族最后的一个酋长》在开始的时候，首先通过酋长告诉观众，为了完整展现裸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习俗，片中酋长的儿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分别由自己的儿子来扮演。这种表现方法观众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一方面它有严格的史料为依据，另一方面在搬演段落出现之前，对观众作了交代。还有一个重要方法，是在“再现”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插入对当事人采访的现时情景。故事片讲究“入戏”，要使观众忘记现在时的环境，进入影片所营造的氛围；而“再现”式纪录片则要通过适时的“间离”，使观众跳出其叙事逻辑，不至于深陷其中把纪录片当作故事片来看。
最后，应该坚持“宜虚不宜实”的原则。纪录片创作中的搬演和故事片中的表演区别明显，通常只是写意性地表现气氛和意境，而不是写实性地再现过程和细节。而且，“真实再现”应该有一个量的控制。一般情况下，搬演、重构部分的比例不能超过纪实的部分。
3.新媒体手段与“真实再现”
融媒体时代的纪录片和传统纪录片在创作上有许多不同，体现在拍摄技术、辅助设备、后期制作等方面。许多纪录片开始加入特效、动画等辅助性后期技术，这也成为“真实再现”的新手段。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为介绍人头壶，特效组对背景中的尘埃反复处理，营造出纵深感。当天空划过流星时，观众甚至能从仰望的人头壶脸上看到流星映衬的光芒。在介绍甲骨文时，通过特效将甲骨文字拟人化为主人公，可以伸胳膊动腿，颇为形象生动。
2019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出品的5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戚继光》，讲述了“参将”“倭患”“新兵”“铁军”“战神”五篇故事，深度挖掘了戚继光这一英雄人物的时代意义。在《戚继光》中，历史事件的讲解大多以定格动画方式进行再现。制作精良、风格中式的动画，细节处严格考究，如戚继光身上的胄甲制式、戚家刀，以及盾牌的烧旧感等都是特别设计，给观众呈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真实的文化风貌与社会动态。通过动画这一表现形式，该片在给戚继光的故事增添趣味的动态效果外，也以创新的影像方式丰富了纪录片的手法。《戚继光》的创新尝试赢得了网友追捧。纪录片中用于再现“鸳鸯阵”的定格动画短视频在微博上被“共青团中央”“环球网”等官微转发，数万网友转发评论，热议英雄故事、点赞戚继光的神奇阵法。
（二）纪录剧情片的虚构策略
纪录剧情片也被称为“纪录剧”，从产生至今一直是电影和电视中较为流行、也最有争议的一种类型。“电影、电视制作者往往把戏剧，尤其是情节剧与纪录片灵活融合，以戏剧化的调查形式、人物以及叙事的移情作用来激发和吸引观众，或把纪录片的特征应用于虚构的内容以增强其与现实的相似性”。[4]这种真实与虚构界限模糊的纪录片“变种”，始终饱受争议。
1.何为纪录剧情片
纪录剧情片（Docudrama）是“纪录片”（Documentary）与“戏剧”（Drama），尤其是戏剧中的情节剧（Melodrama）杂交而成的一个词语。与之相近的一个术语是Dramadoc和Docu-fiction，但一般认为其具有可互换性。
纪录剧情片不同于传统纪录片，而是以戏剧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表达。它以戏剧化叙事代替“非搬演”的影像，尽管其源于有根据、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纪录剧情片的叙事是把戏剧化的编码置于首要位置，较多采用情节剧模式。一般认为，纪录剧情片并不倾向于制造一个虚构的问题，而是通过它与纪录片的关系，以一种新的方式表达现实。在多数情况下，纪录剧情片由演员表演来描绘事件，但不同于戏剧之处在于，其主张对真实事件提供一个相当精确的阐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非虚构的戏剧”。但是，重演也可能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例如，汉弗莱·詹宁斯在《开战》（又名《消防员》，Fires Were Started，1943）中就大量运用了剧本叙事。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纪录剧情片经历了一个发展的旺盛期，并逐渐成为电视机构用来争夺观众的一种有效的节目形式。通常，这个类型依赖于以过去或当时现实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编剧。最著名的作品是系列片《根》（Roots）。到90年代中后期，使用胶片拍摄的纪录剧情片开始出现。
2.纪录剧情片：纪录片与戏剧的融合？
对纪录剧情片的争论，最本质的问题其实还是真实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纪录剧情片对真实的表达比纪录片“更加准确”，或者说纪录剧情片能够表达传统纪录片难以企及的“不受限制的”真实，尤其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敏感问题、首脑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等方面。就此而言，纪录剧情片拓宽了对真实表达的空间，它能够以公认的情节化叙事填补经典纪录片在叙事上的乏力，从而提供令人可信的、个性化的生活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构”是通向真实的另一条道路。[5]
例如，英国导演布里埃尔·兰杰拍摄于2006年的纪录剧情片《总统之死》（Death of a President），以令人吃惊的“真实感”虚拟了美国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幕。导演在布什到达芝加哥的真实影像资料基础上，加上演员对布什不同侧面的诠释，虚构了布什2007年到芝加哥演讲的画面。影片用计算机技术将布什的头“嫁接”到演员身上，演出了布什被两颗子弹射中脑袋的一幕。在影片的中间部分，布什总统的伤口恶化的同时，警方逮捕了疑犯——叙利亚男子兹可瑞，因为兹可瑞曾在他们国家的军队里当过兵，又在街道对面的钟楼里生活过。除这个叙利亚男子外，他们还怀疑过一名巴基斯坦男子，而大量证据显示他们并非罪犯。在这个决定着很多人命运的一天，芝加哥饭店外的抗议者、涉及枪杀总统案的疑犯、保护总统失误的保镖、新闻媒介、部队专家……大家都迫切想知道总统死后美国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虚拟假设下的政治话题被导演以生动的形式加以探讨。影片虚构了采访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人士以及布什被杀后采访英国政府人士的情节，是一次对美国外交政策如何限制民权、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以及美国安全保障系统的清醒观察。由于虚拟“刺杀”布什，该片引起了巨大争议，尽管如此，《总统之死》还是得到了影评人的青睐和认可，获得美国国际艾美奖多项大奖。国际电影评论家联合会评审团认为，《总统之死》“以独特的选材，新颖的叙事手法，批评了美国当代的政治现实”，影片“为揭示一个更大的真理而勇于虚拟事实”的做法值得肯定。
类似策划还出现在2002年的《天花危机》中，天花这种传染病在20世纪80年代已被宣布绝迹，却被假定再度暴发于美国。再比如，《英国瘫痪日》与《肮脏的战争》中假定社会崩溃或者恐怖主义袭击的描述，《出轨》中的戏剧化场景，等等。在构思一部纪录剧情片时，通常要使用戏剧手法，主要是情节剧的程式，比如一个巧妙的事件结构链，人物行为的清晰动机，以及道德上的判决，等等。纪录剧情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与经典纪录片理论相违背的情况，但在媒体娱乐化大行其道，纪录片虚构策略泛滥的当下，这一不同于传统纪录片却又与之关联紧密的特殊类型，仍然是英美电影电视中颇具渗透力的一部分。
在中国，虚构策略已率先应用于历史题材和科技题材的纪录片，例如2010年由著名导演周兵执导的《外滩佚事》。这是一部投资1300万元、由90分钟电影和5集系列片组成的“大制作”，讲述了一个长达一百多年的精彩的上海故事。这是五个人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他们中有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多年的英国人赫德，来自日本、成名于中国的演艺明星李香兰，中国的五金大王叶澄衷，一代歌后“金嗓子”周璇，以及颇具传奇感、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之称的杜月笙。在他们身上分别承载着人类共同的梦想，那是关于金钱、权力、爱情的梦想。《外滩佚事》以历史影像和真人演绎相结合，大胆运用故事片拍摄手法，既注重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又兼顾人物命运、情感和人性的传神表达。参演演员包括来自海峡两岸戏剧舞台的金士杰、郝光、崔杰、郝平等，在忠实于历史人物的前提下，跌宕起伏的故事得以淋漓尽致地铺叙。可以说，《外滩佚事》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纪实类纪录片，其近乎故事片的演绎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的“真实再现”，可谓纪录剧情片在中国的一次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