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举凡集体性、规模化的艺术活动，无不需要运用管理职能来作为分工与协调的手段并以此解决效率与效益的根本问题。照此说来，艺术管理古已有之。英国学者约翰·皮克认为早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城邦中，艺术管理的全部问题就已为人知晓。而国内目前史料记载最早的周朝“大司乐”，则是人员众多、分工细致、职责清晰的宫廷乐舞演出、训练机构。整个近代社会，艺术在教会、宫廷、民间等力量以垄断或竞争、打压或支持的方式交织作用下演化发展，其中形成了艺术活动的组织化、体制化。经过市场的催生以及职业的分类，艺术管理逐步走向自觉与成熟。真正在理论上对艺术管理的探讨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伴随艺术人口日益庞大、艺术事务日益复杂、艺术价值日益多元，且政府与市场深度介入文化领域的态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艺术领域的管理议题展开了丰富的论述，作为新型知识领域和人才类别的艺术管理开始形成，“艺术”与“管理”的正式结盟最终使这两种归属不同体系的门类复合体，从实践上升至理论，从而成为一个专门化的研究论域与教育体系。

学科化的艺术管理20世纪中期在欧美出现以来就是一个比最初的想象更为复杂的术语，不仅关注公共、非营利艺术组织，而且涉及私立、商业的艺术实体，现在则把由创意经济衍生的艺术科技、艺术金融以及非遗传承、公共文化服务、跨文化艺术交流等更为宏阔的时代课题纳入进来。文化与社会的全球性转变，跨界融合成为发展的根本方式，艺术管理面临“人文、市场与技术”多层次的矛盾选项与抉择，也不时遭到来自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质疑、批评，引发了关于艺术管理要将商业的、美学的、社会的目标协调一致的争论。这就形成了目前欧美艺术管理研究的基本模式：1）为艺术管理研究提供学理框架与基础方法的艺术学、管理学以及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文化政策、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经典性论述；2）以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宗为代表，主要是运用跨学科方法对艺术管理宏阔议题作学术反思的理论观照；3）以美国学者威廉·毕尼斯为代表，主要是从管理学原理出发把相关理论应用到艺术事务之中，探讨艺术管理的基本过程；4）以英国学者约翰·皮克为代表，主要是基于事实和数据分析为中心，把在艺术机构一线工作的经历、观察与思考上升为系统、深刻的学术理论；5）展览、演出与艺术场馆的实务操作手册。

略去传统部分不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管理，由实践催生的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等层面的起始时间并不比西方晚，只是中国艺术管理教育虽然在整体上是延续的，但在阶段上却是断裂的，发展极其缓慢、松散且薄弱，直到20世纪80年代局面才得以根本改变。这与中国大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非线性进程完全契合，总是在曲折反复中艰难前行。2000年以来，文化及“文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议题，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艺术管理在各个艺术行业乃至文创、旅游、休闲、教育等领域空前蓬勃发展。不仅如此，在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愿景下，构建具有中国气象的艺术管理思想、原则与方法体系，更是这个时代义不容辞的使命。再者，由于国内经济转型以及文化发展带给全球无可动摇的目光吸引，目前世界文化艺术管理研究及其教育的重心正在转向中国，或者说经济总量居于全球第二的中国正在扮演“世界文明共建的新生领导力”的角色。然而，中国艺术管理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其判断是学术成果整体单薄，厚度不足，缺少原创，既非在整体上来源于实践也未在根本上影响到实践。这似乎构成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理论研究的空泛薄弱与文化发展的兴盛繁茂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艺术管理研究领域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