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
1.学科研究范式
如果不算作哲学层面或者技术层面的一般性研究方法，艺术管理学在方法论上很难确切地说取得多少成就，这种学科建构的不完整性至今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但是作为研究工具的学科方法在一门学科的发展中起着特殊而关键的作用，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标志之一。而学科的进展也完全有赖于研究方法的突破。国外艺术管理研究除了基于实务的管理学应用或者基于事实和数据的实证性分析，往往就是作宏大叙事的思辨性阐述，体系庞杂却自成一格。除了政府管制的因素之外，国内艺术管理学很难说已经完全取得学术的自主性与合法性，这不能不说与忽视方法及方法论有关，因为科学规范的方法与方法论是为了确定某种科学理论而探讨其规律和联系的途径。方法与方法论的演进直接促成学术成果的累积，探讨艺术管理领域的研究议题所采取的方法论策略，是艺管学科建构与形塑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可以突出艺管学科研究更加显著的理论特征。
方法和方法论有着不同的研究面向和学术旨归，“方法意指那些研究者用来建构资料与探询资料来源的不同研究技巧，而方法论所描述的却是整个研究所采取的知识论路径”［20］。方法和方法论是具体和一般的关系。方法是程序性的，方法论是观点性的。方法论是在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是规范一门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方式的体系。艺术管理学的方法论涉及该门学科研究过程的逻辑关系和哲学基础。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专业创建以来大家都顺着说艺术管理学是艺术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但现在看来这种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值得商榷。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管理学的根基是艺术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而艺术学和管理学只是提供其资源／素材和工具／方法［21］。换言之，艺术学和管理学只能告诉人们艺术管理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而艺术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则可以告诉人们为什么做以及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做。尤其是在“去行政化”的文化发展背景下，观众拓展与开发、艺术营销与推广、艺术赞助与捐赠等议题更需要运用艺术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学者提出“喜欢的艺术无法生产，生产的艺术无法喜欢”这一最为根本与核心的艺术生产／接受体制问题就无法凭借艺术学和管理学而必须回到艺术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的语境下进行求解。
［20］ ［英］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许梦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1］ 董峰：《试论艺术管理学科的文化推动力》，《艺术探索》2014年第1期。
艺术管理学主要探讨艺术事务与管理议题之间关系，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交汇的场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学科，研究方法是为学科的焦点领域——艺术事务与管理途径之间的关系——提供考察、评估、阐释最有用的工具，为主要包含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作为新兴学科，艺术管理学研究方法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参照学科发展逻辑，大致需要经历3个阶段，其一是借取或援引，其二是交叉与结合，其三是归整与集成。在学科建构初始，“方法比理论更重要”，或者说，可以从相邻学科直接为艺术管理研究借用方法，但我们却很难直接借用某种观点。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艺术管理学一方面受到高级层次学科方法的指导或者说规范，另一方面它还存在着与跨领域、跨学科的各层次学科的交叉关系，将挪借或者综合相邻学科的方法论成果。进而形成由初始的对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照抄照搬，到针对艺术管理自身议题的跨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最后形成专有的独特的艺管学科方法。但是由于艺术管理议题庞杂，当然也是学科交叉类、应用型属性所致，使得这一学科的方法论目前只能是一个开放性的、跨学科的格局。
如果需要对艺术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明确，那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艺术管理活动十分错综复杂，很难只运用一种方法进行研究，需要各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去探索艺术管理的本质联系，总结出它的规律，建设一门系统的、科学的艺术管理学。跨学科的视角可以被选择性地运用来考察与艺术相关的事务和管理性议题之间的关系。艺管研究充分地借镜多种知识资源，包括艺术学、管理学、传播学，当然也包括文化经济学、文化政策学，而更加包括起着奠基作用的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美学等。这些成熟的学科或学术领域不仅对研究方法有专门的论述，而且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涉及艺术管理学的某类相关议题。如，艺术经济学，主要研究艺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或者说需求与供应，以及其中的市场价格、中介；艺术社会学更愿意认为创意的文化和艺术工作都是协作和复杂劳动分工的结果［22］。恰是通过其自身的跨学科实践，方可创造出具有自主性的艺管学科内容。
［22］ ［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无论中外，艺术管理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言，经典理论本身就是其学科研究的基础与方法。“要发展出一个好的研究实践，方法之一在于阅读他人的著作”［23］，尤其是系统而深入地阅读经典著作。一本著作的研究框架也构成一种可供借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经典学说、理论本身就是有效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提供了研究者从实践中抽检议题以及介入、展开的视角、思路。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提供从事艺术管理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范式、框架、模型。以及实证文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方法等都是从事艺术管理学的有效方法。这里的理论是一种学说、观点，它提供学术研究的立场、视角、取向。研究视角是关于思考的方式，思考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又是如何进行阐释的。它们不仅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提出问题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或暗示性地（或者相反地）或明确地应用于研究领域，可以清晰地把握作者的研究框架、思路、视角、取向等路线图。这种研究程序、路径而非技巧应该被视为研究主题、研究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而那些理论学派则是更为普适的理论支撑，如建构主义、实证主义、现代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在理论上是十分迷人的，是一套可供后人遵循、参照、借鉴的方法原则，为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创造可能性。当然在具体的艺管研究中，方法与视角的选择依赖于研究的主题事件、研究的目标与范围，而这些确实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开展研究时具体方法由自己决定。甚至不主张固定的研究方法，而是坚持一种严格的研究路径，“对材料的尊重，对目标的明确，对高度戏剧性的感知以及对学术生命的关切”［24］，才是成就有价值之研究成果的根本方法。
［23］ ［英］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许梦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4］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1页。
2.学科生态培育
艺术管理学科建设蕴含学人、学会、学刊与学术四位一体的生态培育。学人是学科发展的主体力量，学会是学科构成的组织要素，学刊是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学术是学科存在的根本依托。学科的进展及专业的建设必须仰仗学术共同体的公共交流平台。
以整体协作培育学科生态。总体来说，在全球的范围内艺术管理研究依然学术供给明显不足，学术范式明显不清，学术影响明显不彰。这与这个学科的社会需求是极不相称的，也与相邻学科的学术进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国内艺术管理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问题更为突出。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不少还是冠名“浅谈”“刍议”，而且选题老套重复，绕来绕去基本上还是在“专业教学”这个圈子里打转；内容肤浅陈旧，甚至几乎看不到必要的分析与论证。而已经授予学位的研究生论文，1）选题往往视野不够开阔，甚至根本就不属于艺术管理这个领域；2）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缺乏理论深入的工具；3）论文体例不够严谨，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大多数论文还没有脱离“进展与现状、问题与根源、对策与建议”这样浅层次、平面化的“三段论”套路。
艺术管理学科建设既不可一朝一夕，也不可单兵突破，理应坚持可持续原则整体塑造学术生态。首先，艺术管理学需要向艺术美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汲取营养。这些成熟而规范的学科，是艺术管理学最直接的母体，当然，文化政策学、文化产业研究可以作为艺术管理学的支撑学科。其次，艺术管理学需要在火热的艺术实践中深深扎根。所有的艺术管理学理论、学术观点都应该来源于艺术生产与消费、推广与营销的实践一线，所有的研究都能用数据奠基，用案例支撑。反过来艺术管理学必须能够对艺术组织及其活动拥有话语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或者为解答有意义的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对已有的艺术实践给予合理的评论与反馈，对将有的艺术实践给予前瞻的引导或预警。其三，艺术管理学需要涌现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更加开放地借鉴不同学科的方法、批判性思维，或者综合运用文化研究、思想史方法，或者选取经济学、管理学的视角，只有将艺术管理学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不同学科门类的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将艺术与管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融合，才能更好地繁荣这门学科。其四，艺术管理学需要不同领域以及领域内部之间的协同作战。艺术行业及其管理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政、产、学、研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达成最优的目标。这种协作首先需要突破体制的障碍，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发挥各自的职能，尤其需要激活市场以及民间力量对艺术巨大且无形的支持潜能。艺术行业政、产、学、研之间的关系一旦解决，院校之间以及院校内部不同学科之间协同关系也都将变成可操作的技术问题了。
以重点突破培育学科生态。目前从艺术管理领域的行业实践、专业教育及学科建设来说，最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说应重点推进哪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艺术管理研究中最难的不是材料的收集、整理以及数据的调查与分析，而是发现有突破性的重点问题和提出适当的假设。问题的提出有3种方式：对实践热点、难点、重点的学术回应；对现有学术理论、观点、方法的质疑与商榷；对学术新的发展、推进与原创。而研究的假设是“对于建立在变量间假设关系基础之上的一般化事件的一种预期”［25］。
［25］ ［美］约翰·C·雷纳德：《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李本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推进艺术管理研究必须关注国内外艺术管理的新动向和趋势，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加强艺术管理领域政府咨询、行业发展、专业教育以及学科体系研究。特别关注剧院团、美术馆、影视、传媒等艺术机构和文化企业的运营机制与规律，提倡在事实和数据基础之上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撰写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艺术管理商业思想、经营理论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文章，力图整体反映艺术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同时能预见艺术管理的重大变革趋势。这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
（1）艺术管理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研究；
（2）艺术管理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
（3）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文化创意及文化资源的互动关系研究；
（4）艺术管理思想、原则与方法、技术研究；
（5）艺术机构与文化企业、文创园区运营与管理研究；
（6）艺术市场与营销、观众拓展与公共艺术教育研究；
（7）艺术赞助与筹资研究；
（8）艺术项目、艺术活动、艺术节庆的策划、执行与评估研究；
（9）艺术创富、艺术品牌、艺术跨文化交流研究；
（10）国际艺术管理比较研究。
3.研究方案设计
对艺管学人尤其是艺管研究生进行学术训练，不仅在理念层面，也在思维层面，还在操作层面。目前而言，管理学远比艺术学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系统与成熟。这里大篇幅引用国内学者对管理学研究方案设计的简明论述［26］，以期对艺管学人开展学术研究以及艺管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提供帮助，进而推进学术发展，促进艺管建设。
［26］ 西宝、马永池：《管理科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导读部分。
管理研究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目标与科学问题，一个是研究路径。研究目标与科学问题，是常常被忽略或混淆的。科学问题与现实困境是不同的。科学问题来源于现实困境，然后上升为管理问题，再上升为研究问题。管理中的现实困境，是问题的现状或者症状，是“研究背景”。这些现实困境是管理问题的基础。管理问题是现实困境的形式化表示，是研究的主要动机。管理问题确定后，依据某种观念、范式、框架、视角，可将其转化为研究问题。它可以是单一的研究问题或假说，也可以是一组逻辑紧密关联的研究问题，即“研究课题”。其表述可以用5W1H提问的方式提出研究问题，也可以对与现象相关的管理问题提出试探性解释（假说）的方式。可见，科学问题的提出，需要经历3个阶段，即管理难题（现实背景）→管理问题（研究动机）→研究问题（问题或假说）。提出一个科学问题并加以解决通常都需要一个独特的、合理的视角。这个视角让研究者避开旁枝末节而将注意力引入关键的、核心的问题，提供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逻辑起点。
图1-2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研究流程。［27］
［27］ ［美］Uma Sekaran：《企业研究方法》，祝道松、林家伍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研究目标，可以是对研究对象的探索性、描述性、解释性研究，或者工程性研究。探索性研究针对的是研究主题很新且研究对象、范围、概念都不甚清楚的现象或问题，通过对其进行考察，以获得初步印象和感性认识、从而熟悉该现象，并获得新观点，其不是为了检验某种理论假设，而主要用来“探测”某类思想或问题的基本范围、内容或特征。描述性研究是要发现研究对象在某些特征上的分布情况，即获得关于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的5W1H，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全面性特征。解释性研究，是在问题明确定义的前提下，辨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除了系统性、周密性之外，还要更严谨，针对性更强。此外，还有工程性研究，比如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常常具有工程化的目标，比如“设计一个帮助设计者开发大规模自动化物流控制系统的支撑环境”。
研究路径即为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包括如何建构用以分析和解释问题的理论，如何搜集相关证据用以检验相关理论，以及理论和证据之间可信度与有效度关系问题。就管理学而言，研究路径包括“研究哲学”“研究策略”“研究工具”等3个层面。
“研究哲学”是认识论层面的，用以指导如何观察现象、如何搜集和分析数据，这决定了可以获得的知识的类别与局限性。典型的研究哲学包括实证主义、解释主义、现实主义。比如，要想接受某一理论为真，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是通过客观观察、逻辑推理、个人体验还是信仰？这些不同的认识论决定了不同的研究策略与研究工具，也就有不同的研究可靠性和有效性。实证主义认识论认为管理知识是基于客观经验证据的，所有证据必须是在科学上可检验的，而且管理知识反映的是因果关系，不能直接被观察的事物不能作为有效的知识。而解释主义认识论则认为管理知识是建立在对现实观察的主观理解上的，其并非要创建因果关系和规律，而是要主观地理解和解释，并且允许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现实主义认识论则认为，经验证据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解释不可观察到的支配管理者行为的内在机制（隐含秩序），即超越因果关系的描述，发现并理解新的关系。无论哪种认识论，都是建立在各自领域的学派、理论基础上，这些学派和理论就形成了认识问题的不同参照系。这些参照系或者理论，其作用不在于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现实，而是作为理解和认识现实的标尺。好的管理学家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在分析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就事论事。
“研究策略”是如何实施研究的一个框架或计划，用以规定研究问题、概念模型、经验证据、分析结果、研究评价之间的逻辑关系、流程或者范式，以满足研究目标的要求。研究策略的选择，是建立在研究问题本质特征、本领域相关理论发展状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一要抓问题，二要抓前沿，然后依据本领域“典范”或“范式”的研究框架进行研究。典型的研究策略，比如波普尔的“假设—演绎研究框架”就是通用的研究策略，此外，还有“归纳—假设研究框架”等。研究策略关心的是，用归纳还是演绎的方法，用定性还是定量的方法，当然研究策略也支持混合的方式。
“研究工具”用以搜集和分析与研究问题有关的资料和数据，以阐明研究问题和满足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的选择取决于3个条件：研究问题的类型、现象中实际行为的控制水平、时间因素。通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文献法等，而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也被越来越普遍地应用。在资料分析方面，有回归分析、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研究工具都必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有很多简明的图形和数学结构仍然可以帮助分析复杂的管理行为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