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管理的历史
中国艺术管理起源很早，先后发生在宫廷、民间以及寺庙等场合。但是由于受整个社会僵化的专制因素的影响，中国艺术管理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并且以非正式、弥散性的方式进行，以致其管理的形式不清晰，管理的职能不确定。因此对中国艺术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很难进行确切的阶段划分，但是却可以按照管理学的视角从艺术活动、艺术市场、艺术组织以及艺术制度等方面来进行阐述。也就是将艺术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转换成艺术管理实践的阶段性情形，以情形的变迁来说明进程的演进。
1.群体性艺术活动的实施
艺术管理是人类的艺术活动发展到一个特殊的阶段才逐渐萌生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就是指艺术活动逐步进入了群体性和自觉性的状态。首先开始于多人参与的集体性艺术项目／活动，这就是艺术管理的缘起。换言之，对集体性艺术项目／活动的产生及其状况进行透视，无疑可以窥见这一缘起过程及特点。
原始图腾、巫术、祭神等活动，人员众多、程序繁复且伴随乐舞，都是集体性活动，尤其是关于这些活动的传说，已被学者视作中国艺术管理的源头。西周时期，礼乐制度完备，专设“大司乐”，拥有从艺人员1 500人，尽管目前还不清晰乐舞的演出状况，但是艺人的选拔与调配、乐舞的排练与演出，诸多环节无不包含管理的元素。作为乐舞的演出和训练机构，大司乐所开展的活动，是目前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群体性和自觉性的艺术活动，自此宫廷乐舞活动成为常态。到了汉代，设乐府，宫廷乐舞的演出初具规模，演出成熟。隋唐则是宫廷歌舞艺术的繁荣时期，设太常司、教坊和梨园。从隋代的太常司来看，它所管辖的机构——“署”已相当多，艺术方面占很大比重。到了唐代，由于政治清明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物质雄厚丰盛，艺术也空前发达，水平达到一个高峰，从而为艺术管理创造了更多条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唐明皇建立的皇家乐舞机构“梨园”，有着完善的考核制度，分出不同等级，乐工可一级一级晋升，整个管理有条不紊。这个时期宫廷的乐舞活动也逐渐从祭神祭祖发展到教化、享乐相结合的状态。
如果说宫廷的演艺从祭祀开始，那么民间的起点则更多是娱乐。民间乐舞及其艺人实际上恰是宫廷乐舞的主要来源，因为宫廷乐府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广泛吸收、搜集民间艺人和民间歌舞。汉代宫廷乐府称为正乐，而民间则称为散乐或俗乐。史料所载有关民间艺人，在先秦时代就有过许多。从《列子·汤问篇》所载民间艺人林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女歌手韩娥歌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等故事来看，很早便有这种民间艺人的从艺活动。
宫廷和民间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促进了演艺规模的扩大。汉代出现“百戏杂练”的壮观场面。公元606年隋朝在洛阳举行百戏盛会，表演者多达3 000人，绵亘八里，列为剧场，沿途搭起看棚，日夜观赏。而演艺的形态也发生着变化。从西汉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开始有了情节性的歌舞表演，而歌舞和故事表演的结合则始见于南北朝时北方的《踏摇娘》节目。到了隋唐，各种艺术形式有了大的发展，并且有了彼此结合的趋势，戏剧形成过程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而如此大规模的乐舞表演，没有专门的管理工作是无法想象的。
在音乐之外的美术领域也存在着群体性的艺术活动，比如石窟艺术，大规模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制作等。不管是音乐类还是美术类的集体性艺术项目／活动，呈现着同样的特点。这种集体性的艺术活动在汉走向成熟，至唐呈现繁荣景象。艺术管理就是从这些集体性艺术项目／活动开始的。宫廷、教会以及民间是这些艺术项目／活动的组织者，而在诸多过程中需要管理的要素，需要具体的承办人。在后续的发展中，艺术活动依然是艺术管理存在的主要形式。艺术管理存在的形式在规模度、复杂性、稳定性上逐步发生变化，并且走向完善和成熟。
2.规模化艺术市场的经营
就史料分析，书画市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基本形态，即佣书、佣画市场，可算简单的艺术交易。至少从唐代开始，就形成了艺术市场，而且还有专门从事书画居间交易的掮客。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815—907）《历代名画记》卷一“论名价品第”云：“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直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自隋以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故以屏风为准也）。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直金一万。”可见唐代民间书画交易就很兴盛，已有公认的市场价格。
音乐说唱活动也在唐代形成了市场。中唐僧人文溆的俗讲，在当时民间极受欢迎。贞元间康昆仑与段善本在长安街头的奏乐比赛，就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唐代诗人元稹（779—831）曾在文章中记述，有艺人讲《一枝花》故事，连讲几个小时都没讲完。唐末发生战乱，宫廷乐舞机构纷纷解散，艺人大批流落乡间街头，“卖艺”成为这些艺人独立的谋生手段。唐《云溪友议》载有“卖艺”最早的文字记录。街头卖艺促进商业性班社的兴起，辗转四方演出谋生、获利。
艺术市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在艺术市场的当初并不存在一个管理的形态。因为这只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的简单交易，不需要管理的协调。当艺术交易的规模扩大，无法在买家和卖家之间直接完成，中介出现并逐步规模化和复杂化，市场的经营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需要对市场环节进行协调、管控，新的样式的艺术管理也就出现了。
得益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宋代形成了完整的艺术市场。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大量涌现、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等新的因素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艺术需求；其二是艺术本身的发展及演变，戏曲等诸多艺术门类走向成熟，专业展演场所大量出现，积聚了丰富文化资源，不再为宫廷与贵族所垄断，保证了艺术供给；其三由于安史之乱，大批艺人走出皇室贵族的宫廷府邸而走进民间专门以表演艺术作为职业，以家庭为单位的民间演出班社成为现实。
宋元时期音乐和美术市场活跃，整体规模庞大，艺术市场管理要素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民间的艺术市场中，有着职业的画家或演艺者，也有职业的管理者。这些艺术活动逐步走向规模化的市场经营，这是艺术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
北宋时，“说话”已成为很普及的娱乐项目，有着广泛的听众市场。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在《东坡志林》中写道：“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文，令聚坐听说古话。”11世纪，集中的专门从事商业性文艺演出的场所——瓦舍出现了，每座瓦舍中又都有数十个勾栏棚，每个勾栏表演不同类型的曲艺。勾栏瓦舍充分的发展，促成了“宋杂剧”的繁兴。在北宋时期杂剧的基础上不断嬗递为“金院本”“元杂剧”，12世纪“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诞生。
从现存的宋代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勾栏”“瓦舍”这种市井艺术活动场所，实际上就是剧场、戏台的雏形。后来明清时代的茶馆艺术和遍及城乡的戏班与戏园子，就是在“勾栏”“瓦舍”的基础上发展成形的。这一变化使得戏剧由服务皇室贵族转向服务于一般观众，对戏剧的管理也自然出现了变化。勾栏瓦舍在其组织管理形式上有明确的分工和具体的职责，成为以后戏曲班社的雏形。南宋时期，有了专业性的卖艺戏班。元杂剧的戏班一般是五六人，加上伴奏或其他人员，一般都是12人之内。这些适应市场的职业性的艺术团体的管理，都是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的。戏曲及其班社也只有在市场的环境下才能发展，因为市场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
与商品经济、市民阶层两个因素密切相关，明清阶段，艺术市场及其经营管理处于蜕变期。明清时代市场的经济管理逐渐占据重要位置。从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的艺术，如音乐、歌剧、油画及雕塑进入中国，国人的眼界大开，中西方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快。明清资本主义在东南沿海萌芽，大中城市中，一些商人也逐渐把兴趣转向艺术，如新安商人、扬州盐商对绘画的影响，浙商对民间戏班的促进等，他们以巨大的经济购买力，成为艺术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极大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和管理的变化。明清戏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戏曲市场经历了发展的兴盛时期。到了清末，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市场出现空前的繁荣，一些西方的管理方式，如艺术的会展、公演、展览等相继出现。
艺术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不再为宫廷与贵族所垄断。相应的，其管理也由原来的宫廷管理延展为市场化管理，艺术组织与团体主要根据市场的行情运作，并根据市场反馈调整运作方式。艺术只有走向市场，才能摆脱宫廷和贵族的垄断，成为一般人可以享有的精神产品，艺术管理也才能摆脱外在干扰走向内在成熟。探讨古代艺术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研究艺术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用今天的观点来说，经营也是管理。新的形态的艺术管理形成，标志艺术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了新的发展面貌。社会分工以及民间艺术组织大规模介入艺术市场，出现了专门化的艺术管理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人际交流与代际传承。
3.专业化艺术组织的运营
从现代意义上说，管理学是组织的工具，组织是把人和事以及各种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纽带，艺术管理也不例外。在整个艺术管理史的进程中，经过了宫廷乐舞机构、戏班、行会等不同“艺术组织”相互交织和共同演化，在这一过程中管理的因素也愈加成熟和完善。专业化艺术组织的良好运营不但可以不断地完善组织的各项管理职能，还能够不断推动艺术的多样化发展。
宫廷乐舞机构是国内古代主要的艺术组织，不仅是衙门（政府部门）还是演出和教育机构，负责对宫廷内部演出的协调，有时也负责对全国文化事务的管控。周代设“大司乐”，汉设教坊，隋朝设“太常司”，下设若干官职；唐代有“梨园”，这些是宫廷乐舞机构。宋代、明朝有宫廷画院，清初设“如意馆”，这些是宫廷美术机构。其次是民间的画店、画铺、戏班，都是艺术组织的雏形。如果在固定的场所、明确的目标、基本的人员、经常的活动等要素具备的情况下就算是规范的艺术组织了。
戏班在历史上从南宋初期开始到解放前为止。戏曲班社的经营大致有4种方式。一种是宫廷出资创办和供养的皇家戏班，一种是文人官人出资创办和供养的家庭戏班，一种是文化商人创办并经营的民间职业戏班，一种是由艺人自行组织并任班主的城市或民间职业戏班。前两种戏班是非营业性的，随宫廷及贵族意图而变化，以权力维持运营，不存在竞争的压力，也没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宫廷戏班的演职人员是面向全国征召的，在清代乾隆年间演出达到鼎盛，机构庞大，人数众多。后两种戏班是商业性的，以营利为目的；解放前城市的职业戏班，是以剧场“后台老板”（经理）为主组织的。剧场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称“前台老板”，类似我们今天的剧场（院）经理，主管剧场经营的业务；而剧场的“后台老板”，有戏班班主或戏班承包者的性质，自己出资养一班演职人员作为班底，然后，到各处邀请名演员前来与自己的班底搭班，定期在这个剧场演出。城市的职业戏班，大部分演员是固定的，少部分人员是流动的。戏班与戏班、演员与演员之间的竞争尖锐激烈，经常摆擂台来提高戏班或演员的声誉，这是传统戏曲声腔剧种兴衰的主要标志。在艺术竞争中，民间商业性班社彻底战胜官宦商贾的家班，甚至宫廷豢养的戏班子也无法与之抗衡，从而成为演艺的主体。
清代戏班管理开始了一种家长制的方式。大江南北都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戏班子，边排练边演出，既是剧团又是学校，而管理上不管是班主还是主角，都成了“老板”。到了民国时期，戏班子和新兴的“文明戏”（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话剧形式），都出现带有“经理制”特征的管理方式。虽然这种管理形式还是一种过渡，并非纯粹的资本主义式的“经理制”，但这一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
这一切促使了艺术组织的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自治性、独立性。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北宋时期的行会是专业化组织的源头。元代的行会组织，清朝的梨园会馆，这些都是新的组织形式，基本与西方的“行会”类似。对梨园会馆、行会组织的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艺术组织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专业化进程的。
12世纪由“宋杂剧”不断嬗变为“金院本”“元杂剧”，脱胎于民间歌舞小戏也演化成“南戏”。戏曲的演变伴随着戏曲与商业活动紧密结合，要求以社会化的形式进行管理。在民间商业性戏曲活动中，从早期出现的“社会”“书会”到之后的“梨园会馆”，均是戏曲职业行会性质的团体，这些组织在戏曲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最主要的则是维护戏曲界的利益，协调与政府管理机构的关系。如早在宋朝，遇有较为重大的演出活动，便以“社会”的名义参加，这在《武林旧事》中可以看到。艺人们分别组织在各自的“社会”之中，从事艺术门类繁多的演出活动。组织参加大规模的商业竞争性演出，无疑增加了艺人的收入，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元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人与艺人合作编写剧本的行会组织——才人书会，涌现了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戏剧家关汉卿（1219—1301）、马致远（1250—1321）等活跃于此，开创了戏曲繁荣鼎盛的时代。
行会组织起着政府管理机构对戏曲间接控制的中介作用。如清朝专设管理京城戏曲班社的机构——内务府管理精忠庙事务衙门，就是通过“梨园会馆”施行对戏曲管理的。戏剧史学家王芷章（1903—1982，河北人）在《清朝管理戏曲的衙门和梨园公会、戏班、戏园的关系》文中讲：“它虽然名字叫梨园会馆，实际就是梨园公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为全梨园行业中人谋福利争权益的，领首人由群众选举出来，还得向管理精忠庙事务郎中呈请批准，方可上任。”［11］梨园会馆对从业人员施行行业监督，并有处罚的权力。如同治六年会首之一的丑行名伶刘赶三，在3月18日梨园行祭神的日子，违禁私自应堂会赚钱，被会馆查知险些革出梨园，后经邀会的那个官僚向其他会首说情后，刘被罚银五百两，重修精忠庙旗杆两座才了事。梨园会馆的权威与作用可见一斑。
［11］ 参见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京剧谈往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
随着民间艺术、市民艺术活动更加活跃，艺术组织逐步走向专业化，艺术管理重要而广泛，管理者逐步与艺术家从合一的、身兼多种角色的身份分离，开始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并且依靠一些规章制度、约定俗成来进行组织的管理和统筹。
4.逐步体制化、学科化的艺术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管理进入社会化艺术制度的运作阶段。新政权的建立，摧毁了贯穿旧社会2000年的艺术管理格局与套路，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相适应的艺术管理新方式，呈现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管控、集中统一、按部就班的运行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基层文艺普及化的优势，但是就长期来说，艺术形态失去了活力，失去了自身管理的要素，一切都变成了“等靠要”的结局。这个状态的政策根源是把艺术工具化以及意识形态化，而完全割裂了文化艺术的商品属性、娱乐属性，也完全漠视了“文化是适宜于民主的”这一通例，因而，艺术既不能扎根于民间，也很难活跃于市场，反而变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不仅逐步推进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变革，而且在法治进程中逐步厘清了文化艺术领域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合理边界。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艺术生产、艺术流通、艺术消费逐步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文化艺术也逐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而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与此交互作用，真正意义上的、适应现代社会的艺术管理也走到社会发展的前沿，并呈现体制化和学科化的演变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