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筹资与募款的实践操作

通常情况下，艺术筹资更多表现为实践领域的策略和技巧，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完成合适的事项”的操作性实务。但是不管这种策略与技巧是包括步骤、流程、环节层面，还是包括方式、途径、手段层面，抑或是包括构思、经验、要义层面，在介入艺术筹资体系运行过程中往往被看作工具性功能延伸，呈现物质意义的辅助性事态，因此学理架构总是将此排除在本体性的构成要素之外。这种认识明显受到传统的“学和术”二分法的限制，或者与艺术领域“重学轻术”的思维定势有关。

然而已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下，科技／技术与社会／制度逐渐呈现合谋、互约事态，前者甚至拥有了成为主体性的要素特征与品质。“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为社会追求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的辅助性工具手段，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意义生成和社会价值实现本身。”［21］管理学尤其如此，其学理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定量性技术手段和技术方式组成，如果不是将管理技术用来解决管理事务中的实际问题，或者说技术没有进入学理视域并与之进行意义换算，那就不可能造就一种变革性力量来促进管理实践及理论本身的演进，而管理学的合法性更是无从谈起。

作为艺术管理支柱性议题的艺术筹资当然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同样意味着必须将策略和技巧等工具性手段纳入这个体系运行和学理建构之中。将艺术筹资的策略与技巧以本体要素纳入学理建构的框架之中，不仅是使这一理论体系拥有了一系列定量性技术手段来予以内容填充，从而有效地充实其学术内涵，延展其学术价值。认定“艺术机构的预算与筹资是操作性学问”［22］，还基于在艺术筹资的实践中，管理技术细节性的介入所起到的作用和功能发挥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账目系统对筹资公开的作用，可以说艺术机构筹资的成功依赖于理论与技术的结合。

事实上目前使用文化行政、艺术管理这类名称指代艺文领域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协调，本身意味着技术支撑对文化制度新的价值方式的开始。［23］而这种新的方式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至少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已然自成一格，即艺术筹资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非常成熟并已然专门化和职业化，是非营利艺术组织必须持续修习的项目。在欧美，艺术管理大部分著作恰是冠名为“实务”“手册”“指南”。将行政实务看作“技术理论”，把管理技术以及工具发明运用在艺术筹资领域，正在推动着艺术组织形态的变革以及艺术管理学理论的演进。

［21］ 王列生：《文化制度创新论稿》，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22］ 曹意强：《艺术管理的观念与学术状况》，《新美术》2007年第3期。

［23］ 王列生：《文化制度创新论稿》，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51-52页。

研究表明艺术筹资未来所面临的形势将变得更加复杂，其策略与技巧等管理技术的跟进亦将呈现如下特点。①理念支撑性。彼得·德鲁克认为不要告诉捐赠者“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而是解释“这是我们能为您在支持艺术、教育等公益领域做的事情”，“作为您的地位和荣誉，这件事情是您需要的”。［24］沟通的技巧依赖理念的更新，艺术筹资策略很大程度上在于在过程中建立共识、拥戴之情与心灵上的满足感，这才是筹资所需要的大智慧、大策略，同时每一个参与者也将因此而受惠。②实施系统性。筹资作为一套综合性方案，包括“好的艺术机构，好的艺术作品，好的筹资团队，好的筹资措施，好的执行力，好的回报率以及好的评估方式”，实施中不在于突出哪个重点环节，而是一环套一环的完整的系统，倘若割裂了这个系统，筹资不但无法深入更将无法持续。③市场细分性。艺术筹资对象不能面向大众市场而只应集中在某一个特殊群体，不能企图用同样的策略去服务不同的细分市场。通过信息反馈、市场分析来仔细确定合适的基金来源和细分市场的捐赠动机，设计最佳的筹资策略，为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不同的服务方案和配备不同的筹资专员。④服务细节性。艺术筹资既是数量的积累也是时间的坚持，筹资的每一步都蕴含着技术理性的细节性介入，在这里确实是细节决定成败。比如赞助企业的选择与跟踪，申请补助案的撰写与发放，乃至电话反馈的频数设计等。比如跟踪客户的类型包括深度跟踪、多样跟踪、长期跟踪，而跟踪的方式包括感谢信、答谢宴、登门拜访、节日祝福、专项活动、年度报告等。⑤技术网络化。技术的进步已经提供了各种筹资途径，借助网络技术更可以使艺术筹资超越时空限制。只要有好的艺术创意和方案，就可以通过网络将无穷分散的力量集结，将无穷小微的资源放大。网络在艺术世界很多时候不是虚拟的空间，而是真实的发生，借此可以使具有相同艺术趣味、艺术志向的人走到一起成为可能，也为发展新的艺术会员开辟通道。

［24］ ［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吴振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