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二
农村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都对商品流通和商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卖难、买难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卖难、买难，就我们所到之处都普遍存在，只是品种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卖猪难、卖菜难；有的是卖油难；有的是卖粮难；有的是卖粮、棉、油、烟、麻都难。
从具体品种看，粮食，仅河南省商水、淮阳、沈丘三个县就要求再卖余粮2亿斤（这些县征购任务早已完成）。但由于省卡住卖不了（省里想由粮食部门统一搞，赚点钱）。县委书记反映十分强烈，要求粮食部门议价收购。
棉花，老棉区如聊城已逐步解决了收购排队的问题，新棉区如菏泽地区卖棉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收购网点少、人员不足、业务生疏，很多棉农都要带上被子在收购站前排长蛇阵，等上两天、三天，以至五、六天才能交售。
油，聊城地区前年有1400多万斤棉油没有收，要农民自行处理；去年预计还有1500万斤收购不了。
猪，泰安地区去年夏天为解决卖猪难问题，动员每个职工吃5斤肉，用机关福利费补助每斤四至五角；农村也搞“派吃”，每斤应收八角，只收了四角。
烟，周口地区商水县去年产烟2500万斤，只收购了1800万斤。
麻，商水县去年产红麻700万斤，基本没有收购；四川大竹县产宁麻12万担，供销社虽然收了起来，但大部分还没有找到出路。
就买难而言，从鲁西、豫东地区看，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建房材料；三是名牌、优质工业品和多种多样的小商品。过去认为，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农村同样滞销，现在看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实际。有些在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到了农村却成了畅销货。
分品种看，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最突出的是柴油、化肥、高效低毒农药，还有塑料薄膜（特别是地膜）、中小农具等。
化肥，包括磷肥、复合肥、尿素、碳氢等全面紧张。兰考县供销社反映，棉花的奖售化肥绝大部分不能与棉农兑现，而被各级的一些干部层层扣留、挪用或开了后门。山东单县某公社有个小学，教员因分不到化肥，罢课七天最后干部“投降”，也分给了一份。山东有的地方的群众编了顺口溜：“合化肥（指复合肥），沙子药（指尿素），干部明里拿，暗里驮，社员摸不着，气得直跺脚。”
农药，棉区最缺的是吠哺丹、菊酯、久效磷等，棉农说，只要有货，贵一点也不怕。聊城地区有个老农花15元从黑市买回一瓶“菊酯”，老伴嫌贵，发生争吵，老头想不开，一赌气把农药喝了，这才发现原来买回的是瓶酱油。
建房材料，砖瓦沙石绝大部分购自社队企业，要求国家供应的主要是木材、水泥、钢筋、玻璃，但基本上没有供应渠道。集市上的木材一般要四、五百元一方，水泥、玻璃一般比牌价贵一倍左右。很多农民盖了新房，配不上玻璃。
日用消费品，紧缺的是上海、天津产的自行车，上海的缝纫机，上海、烟台的木钟等。就是山东的“大金鹿”、河南的“飞鹰”等地方名牌自行车也偏紧。一辆上海产的自行车，黑市价格高达250元—300元左右。煤油、煤炭、火柴、红糖、纯棉花布、大小花哔叽、蚊帐布、豆包布等也供不应求，或花色陈旧。小商品主要是品种不全或脱销断档，如扣子在基层社一般只有十来种，煤油灯有灯无罩，暖瓶胆、老太太用的头巾和尖足鞋袜、儿童服装、小学生用的低档铅笔等，也买不到。
为了解决卖难、买难问题，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去年六月，国务院下达了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以来，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卖难、买难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造成卖难、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六条：
一是多渠道、少环节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粮、棉、油、猪等主要农副产品只能由粮食、供销、商业部门各自独家经营，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自行运销经营，也不准其他部门插手经营。但实际上农民跨省、跨县运销的络绎不绝，有人说：“明里拉，暗里驮，国家就是摸不着。”聊城地区现存等外棉7万多担，菏泽地区20万担，上级既不调出，又不让地方自行处理，还不负担资金利息。兰考县县委书记说，县里的大豆、棉油和菜籽油，粮食部门和农民可以运销，就是不准供销社经营，这叫作“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可以点灯，就是不准其他部门点灯”。工业品下乡，一般要经过二级站、三级站和基层社三个环节，上海来的要经过四道环节，层层流转，连很多小商品也不能例外。许多农副产品一般都要经过基层社、县社、地区社，才能调运到城市或销地出售，有时连鲜活商品也不能不如此。
二是铁饭碗、大锅饭问题没有解决，官商作风比较普遍。河南省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生活资料零售额比前年大幅度下降。该社主任说，主要原因之一是坐门等客，官商作风依旧，“人家赶集我不赶，人家摆摊我不摆，人家营业不限钟点，我是照常早六点开门晚六点关门”。周口地区二级站经营工业品有一万多种，而谭庄供销社只经营一千多种，有的供销社只有几百种。
三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互相封锁、分割和争权。在河南省，县的粮食出省一律要经省里批准；淮阳县一个生产队拉了2800斤大豆到安徽阜阳县换大米，被当地市场管理委员会扣住，按牌价强行收购，说是没有粮食部门的介绍信，违反了粮食政策。在工业品下乡问题上，很多地方的供销社不愿意商业下伸，商业不愿意同基层供销社联营。周口地区办了一些国、合联营店，大部分是靠行政命令搞起来的。有的人说：“开始是强迫婚姻，现在是同床异梦，到年底看看分红，明年不行就吹灯。”
四是价格管得太死。一、二类农副产品完成交售任务后，别人可以按市价运销，商业部门不经过批准，不敢随行就市经营。工业品价格，工厂直销和小商贩经营可以浮动，商业部门不能动。滞销商品可以放在仓库里长期积压，甚至霉烂变质，但一个县公司要削价销售一种商品，一次只有500元损失的处理权。
五是生产中存在着计划不周和盲目性。各地普遍反映，农业生产迫切需要的高效低毒农药，生产上不去，进口进不来，而群众不欢迎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品种却大量生产。分配的农用柴油一年比一年减少，而农机具的生产都年年增长。由于价格不合理，有些工业部门单纯追求产值和利润，农民迫切需要的纯棉花布、蚊帐布和很多小商品，工厂不愿意生产，而大量积压的化纤布要限产还很困难。河南省的大豆因为价格高，去年多种了400万亩，挤了玉米和红薯的面积。商水县的烟叶种植面积，计划安排4万亩，实际种了9万亩；1983年下达计划1万亩，据县委书记讲，再压也下不来5万亩。原因是种烟的收入高，多种一些对农民、对地方财政都有好处。另外，市场信息不灵，也造成生产中的一些盲目性。
六是商业设施不足，运输困难，经营亏损，也影响了商业部门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反映，由于仓库、收购网点、加工能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收购工作。聊城地区棉花库存过去一般是三四个月，现在要七八个月，仅利息一项就要多开支500多万元。聊城、菏泽地区的一些产棉县，对于多收、多存棉花，增加了开支，再加上棉花收购价提高而调拨价未作相应调整，每年亏损都在百万元左右，一般占县财政收入的20%。县委书记们说，这是“利了国家，富了农民，苦了地方”。这两年国家统一调低化纤布、手表等部分工业品的零售价，降低损失由基层负担。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就损失6.3万元，占全年利润计划7.8万元的81%，不仅影响了发奖金，而且担心再降价，不敢大胆进货。(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最本质、最基本的原因是两条，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经济利益问题。其他的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互为制约，互为影响。如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困难重重。如现在存在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阻塞等，就难于解决。反之，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会返转来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中央已经决策的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以及利改税等，都将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起极大的促进作用。所谓经济问题，包括如何合理地解决企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批发与零售之间的经济利益，不解决这个问题，体制的改革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群众的呼声很高、要求迫切，领导批评，有关部门指责。商业部门也感到问题非解决不可，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不少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有的同志说，“商业干了30年，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难”；有的有“危机感”，觉得受到集体商业、工业自销、个体商业等的包围，四面楚歌；有的有埋怨情绪，埋怨领导和生产、交通、财政、银行、物价等部门不支持，不提供条件；甚至还有少数人看不惯现状，认为这样搞下去要“乱”。另一方面，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确实也涉及各个方面，难度较大。看来，要解决农村商业流通问题，必须全党重视，商业部门和各有关部门一齐动手才行。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从何入手？
首先，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于卖难、买难和“生意难做”问题，究竟怎么看？是采取堵和截的办法，还是因势利导，疏通渠道？是顺水推舟，还是逆水行船？这是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商品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以后，摆在商业工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确的方针，只有顺水推舟，因势利导，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商业部门必须从思想、作风、工作和体制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破除旧的框框，变压力为动力，既要勇于改革，又要有求实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流通活不了，必将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级领导一定要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支持商业部门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也要关心商业工作，支持商业部门把农村商业工作搞活。
其次，要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进国家对重要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统购派购农副产品的品种要适当减少，但计划管理要加强。我们研究，今后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主要靠三条：一是对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要层层落实到户，要教育农民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二是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特别是制定合理的价格，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按照社会需要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要同农副产品收购挂钩，直接与农民订立购销结合合同。在保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要允许农民自己安排生产，处理剩余产品，参加市场调节。
第三，价格要搞活。重要农副产品除棉花外，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包括农村的专业购销户）都可以随行就市，议价购销，包括出省、出县长途运销。
在出现卖粮难的地方，当地粮食部门应当积极开展议购，议购的粮食可以由省、县比例分成，归县掌握的议价粮允许出省出县议销（出省的运输问题应报省统一安排）在县粮食部门仓容不足的情况下，经县委批准，可允许供销社参与议购。如果遇到灾年，省有权在省内实行丰、歉调剂。议购议销所获利润，可以考虑一部分（比如40%）用于弥补国家经营粮食的亏损，大部分（比如60%）留给省、县，主要用于粮库和加工设施的建设，小部分用于职工福利、奖励等。此外，如各省、市收购有困难的，可由商业部直接收购，粮食归中央。一切费用由商业部出。有关运输问题由商业部联系交通部门统一安排。
为了扩大小商品的经营，促进小商品下乡，建议适当扩大小商品的批零差价。
适当扩大基层商业企业处理冷背呆滞商品的削价权限。实行承包责任制的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削价处理商品，不必报批。
国家统一规定降低或提高商品零售价，其降价损失，由财政负担；提价收入，亦全归财政。
第四，全面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渠道、少环节、城乡通开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商业要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在零售和饮食、服务业方面，当前要重点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除计划供应的少数品种外，在经营范围和货源分配上，对他们尽量放开，不要限制过多。国营商业要发挥主导作用，做好指导和协调工作。
工业品要按经济区设立批发机构，组织商品流通。撤除单纯按行政区设立的批发机构。同在一地的重叠的批发机构，要尽可能合并。小商品大流转的做法必须改变，积极推广建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经验，尽可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农副产品进城（包括计划内、计划外）原则上应由产地直接运到销地，不经过中间环节。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坚决实行城乡通开，供销社可以进城，国营商业可以下乡。进一步办好国营商业下伸点和商业、供销联营店，合理调整双方的经济利益，做到同心协力、共同发展。
第五，加快农村商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农村商业工作，在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后，只要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经营作风对头，并且合理改革商业体制，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例如，聊城地区过去是2.5万个生产队交售棉花，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棉花交售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约100万户，而且每个农户一般要交售十次左右，卖棉难问题十分尖锐。1981年以来，他们采取了五条措施：（一）增设收购网点和人员。收购站由过去的70个增为192个，收购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6.1万人（其中80%以上是临时工）；（二）一点多门。全部收购点设磅秤902个，比过去增加295个；（三）约时定点收购，有的还定品级收购；（四）培训五员（验级员、过磅员、结算员、保全员、出纳员）；（五）增加加工能力，由过去的150万担增加到410万担。结果，绝大部分收购点都可以做到当天来当天收，排长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周口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措施比较得力，效果比较显著。日前，全地区商业、供销部门已建立专职行商队伍560个、3100人，下乡送货2.3万多人次，从1982年7月至11月统计，五个民行商下乡共销售工业品1575万元，占同期工业品下乡销售总额的11%。很多长期积压滞销的品种如暖瓶塞、大碗、竹椅、粪勺、菜刀等，都找到了出路。
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有个北门粮店，原来以供应城镇居民粮油为主，兼管县郊区部分农业户粮食周转、调剂和品种兑换业务。由于经营单一，不讲究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每年总要亏损3万元左右。1981年底，经过企业整顿，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管收粮、看粮、管粮、调粮的老习惯，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在出售粮油的同时，经营多种生、熟食品。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打破“铁饭碗”，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员、定额，有奖有罚，把粮店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
1982年1至11月，共增加91个食品新品种，加工各种食品共160多万斤。结果粮店转亏为盈，仅仅11个月加工食品就获毛利9万余元，扣除费用、基建投资和积累共7万余元后，得纯利1.65万元，其中60%上缴县粮食局，40%奖给个人，全店92名职工平均每人得72元。北门粮店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闯出了一条搞活粮食工作的新路子，真正把粮店办成了一个粮食综合经营管理店，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而同样是在淮阳县的公社粮管所，去年他们也试办过食品加工，拨出三个人专门做油条、模和稀饭等出售。干了4个月，由于继续吃“大锅饭”，职工积极性提不起来，还是那一套官商作风，结果以亏损四角八分而告终。为经营食品，在街边盖了一间房子，也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拆掉，白花了国家600元资金。他们从此得出的结论是“此路不通”，又掉转头去单打一地看管粮食。群众说：像这样的粮店应该改个名，叫“看粮所”。两个粮店对比，真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经营作风，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
事实证明，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是可以开创出一个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局面的。
（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