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妈妈的舌头》再版时

写在《妈妈的舌头》再版时

今年是公元二○一九年,距离《妈妈的舌头》的出版,一算,二十个年头了。

二十年人老了不用说,连地球都老了、老化了。

但“妈妈的舌头”——我们的母语却不太显老,岂止?是返老还童风姿再现,君不见,眼下地球上有那么多“苦读”汉语的人们!

“苦读汉语”是个啥滋味,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不是作为学生,而是老师:就在《妈妈的舌头》出版后不久的二○○四年,我就索性关掉了开的不温不火的小公司去北京语言大学当客座的教师,那么一“客座”,就坐到了今年——整整十六个年头了。

北语是“小联合国”,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大本营,用英文教,更用中文教,既教经济贸易,也教时事和文学,多年下来,我的学生遍布五大洲,他们都无疑地——携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和对汉语汉字的痴迷。

由此说来,我将“妈妈的舌头”——母语的推广事业,还真的从书本上强行“落地”,做到理论结合实际,一路下来,竟近二十个年头之久,所说的“汉语初心未改”,也就是说我这种人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八年至二○一三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读博时所做的博士论文《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也是沿着母语研究道路的继续前进,论文可以说是《妈妈的舌头》的续篇,前者是感性随意的,后者是理性学术的,两部书在追求上基本一致,就是用一种或多种手法将汉语的定位——给进一步精准。

在《妈妈的舌头》中我“声称”学过不少语言,当然,那不只是虚言,接着,在北语和北大的十几年间,我利用两校多元文化的独特环境——“偷学”和进一步巩固了几门语言,比如韩语和俄语,还有世界语、葡萄牙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波斯语等,通过之,我进一步加厚了自己“爸爸的舌头”(《妈妈的舌头》姊妹篇的书名)上的舌苔,同时,还练就了一对捕捉语言信号的“雷达耳”,就是说,在地球大语种中除了阿拉伯语,我的耳朵只要随便一竖起,便能够在瞬时,分辨出你说的那类语言——不仅外语,连中国的方言都算在内。

有一个小例子:我在北语培训学院小语种部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学院急需一个讲意大利语的老师,我走到校园中,仅用了三分钟,就“认领”回了一个意大利学生——我在一大堆从身边走过的外国学生中一耳朵便探听出谁说的意大利语,然后,将其请回了我们学院。

拥有这种人类语言“顺风耳”,即使我感到乐趣无穷,也平添不少忧愁——当人类各种隐埋于“悄悄话”中的秘密在世间为数不多的你这种“语言隐私偷听者”的耳中不再是什么机密的时候,这时,你就有些惶恐,因为你是个潜伏的“听风者”,你属于“稀有动物”。

能想象出吗?有人在公共场合用他们的母语旁若无人地“大放厥词”——他们以为没人听懂——比如说俄语西班牙语德语的,但恰巧,身边站着的是齐老师我。

关于我当“经贸汉语教师”的心得体会,已被详细写进《梅花三“录”》一书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那本书里去“探宝”。哦,忘了说了,《妈妈的舌头》是我出版的第一部书,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出版了二十五部书,每年不止一本,当然,有这么大的“产能”,优点是包罗万象,缺点是题材不专一,涉及文学、语言学、日本研究、商务管理、绘画音乐等太多领域,这兴许也会令读者迷惑,但是,生命这么短暂,为何要那么专一呢?

至于,为什么将曾经那么得意的笔名“齐天大”变更为本名,要怪互联网“搜索”功能精确度的不到位,不信,你搜一下“齐天大”,肯定出来的,是带着个“圣”字尾巴的家伙,因此,俺老齐的风头和热度,被“老孙”给“蹭”走掉了,因此,哪怕是忍痛,再版时也必须使用本名,免得让“猴哥”白占了便宜。

《妈妈的舌头》再读时,哪怕是过了那么多年了,还能令作者本人心潮澎湃,因为书中所用的是“青春笔法”,其中有“大无畏”的狂放不羁和傻大胆,在此,请读者们原谅本人“少年得志”时的“口无遮拦”——谁没年轻过哩?不过,对比一下今昔的中国和世界,我在上世纪末所说的那些“大话”和“预言”,竟然被悄然兑现了许多:比如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在全球舞台的强势复苏以及连带的对外汉语事业的蓬勃发展,比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仍旧不停地“东西摇摆”,还有,就是我在书中用“恶言恶语”讽刺挖苦过的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对衰落……至于最终哪家兴旺哪家沦落,见分晓恐怕要等到这个世纪结束之时,不过无论结局如何,人类在共同命运的泰坦尼克号上,尽管语种不同,使命是一致的,那就是鲁迅所言:“先生存,后发展”——先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再从彼此间取长补短共谋生路,然后达到共同繁荣。

关于这一点,十多年来作为一个教诲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国家学生的一线汉语任课教师,我是有实际体会的,那么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肤色学生可爱的面庞,此时,就在我眼前晃动。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老师和徐乐老师,他们的辛勤劳动,两次成就了此书。

齐一民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多会一门语言就等于多活一辈子。

——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