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盛世
一
中国的近二十年是普通话被大力推广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普通话普及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历史上空前的。
上海人讲普通话了；
广东人讲普通话了；
香港人讲普通话了；
来北京打工的外地人讲普通话了；
到海外打工的中国人之间讲普通话了。
不要忘了：
二十年前在上海讲普通话要受到歧视；
在广东讲要被骗；
在香港讲要被警察搜查；
北京二十年前没有外地人打工；
二十年前中国人打工打不到国外去；
加拿大人“大山”二十年前对中国可能还一无所知……
总之，普通话在中国推广的盛况是空前的。
二
中国的普通话是一门人工合成的语言，是一种本不存在的语言。
这是一桩十分有趣的事。
不要忘了：
秦始皇不会讲普通话；
苏东坡不会讲普通话；
连慈禧都不会讲普通话；
孙中山就更不讲了。
不，应该说孙中山那时讲的已是十分接近普通话的一种语言了，既不是他原本的广东方言，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普通话的形成是一桩值得研究的事。
最早中国只有方言，一直到近代中国也只有方言。今日的中国人只能默读古书，只能用文字与上古的中国人交流，但不能用口语。那些古代名人一开口讲话就会吓着今日的读者：苏东坡是用四川话吟诗的；孔子是用与山东快书同腔的鲁西方言给弟子们授课的；李白讲陕西话，而北宋的皇帝们是用河南腔布示“圣谕”的。
不知道听苏东坡用四川腔念《水调歌头》是什么样的味道？用山东快书讲《论语》也有失庄重。
总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是汉字书就的历史，也是用方言传诵的历史。中国在以前的几千年中并无全国统一的口语，中国人之间无法用一种共通的语言交流。
由于今日的中国人全用普通话看历史剧，而且都是通过电视看的，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就是以为所有那些历史人物，从孔子到秦始皇，再到康熙、雍正，都会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其实那是大错特错了。连毛泽东的湖南腔、蒋介石的浙江腔都改不了，何况孔子、秦始皇呢？
整个中国历史如同一台由各种方言编排的大戏，成千上万的历史名人各唱各的腔，各弹各的调，与说相声小品没什么两样。
没有普通话的中国历史是用方言编排的相声史、小品史。
三
普通话本不存在，但一直存在着对普通话的需要。
政令需要用一种全体臣民都能听懂的语言传达，皇帝的诏书由钦差传达后臣子不仅要叩头谢恩，还要能听懂，否则如何遵旨呢？
唐代的皇旨应该是用秦腔——陕西话宣读的，可能一传到海南、传到关外就不灵了，因为海南和关外的人根本听不懂秦腔，所以大唐总管不了中国的南北两头。
不仅臣子听不懂上谕，就连皇帝也听不懂臣子的话。
我总怀疑那时的殿试有没有口试——如果北京的皇帝听不懂南方方言，那考试还如何进行？
总之，统一的中国需要统一的口语，需要一门能够放之四海而皆能听懂的语言。
那种语言应该是中立的，是一种有别于任何一种方言的语言——为了防止使一部分人感到优越，另一部分人感到自卑。那种语言必须是能被其他任何方言接受的语言。
那种语言一定要“普通化”，一定要超地域、超省份、超区域性文化，一定要被所有中国人所接受。
它要如同一件全国人都能穿的衣裳，一盒全国人都能搽的万金油。
四
人都说北京人是“京油子”。
“京油子”们却讲着一口万金油式的方言。
“京油子”的方言之所以最终被定为普通话，是因为讲北京话的人住在北京，是因为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京腔是几百年来被用作传达圣旨的语言。
普通话除了必须普通化之外，一定要是官话，一定要是一种最具官方色彩的语言。北京方言正是那种在近几个世纪中最具官腔味道、被最多的官僚们操用的一种方言。
连忽必烈都应懂北京方言，就更不要说崇祯、康熙、乾隆了。
忽必烈、康熙虽不是汉人，但进京之后便要学讲汉话。学什么汉话？不就是近水楼台地学北京方言吗？总不能到山东去学山东话，到广东去学广东话吧！
并不是几朝的皇帝们都愿意学北京方言，而是因为他们都定都北京，是地点决定了上谕的口音。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虽然北京地区的方言未被官家指定为官话，但它无疑应是中国最具官方色彩、最具普遍性的方言，有谁敢听不懂皇帝的话？！
官话总是随国都走的。汉代、唐代中国的官话可能是陕西话，宋代可能是河南话，但到了近几百年，官话便成了北京方言了。南京作为京都的时间太短，自然无法与北京说长道短。
只有做过国都的城市方言才有可能晋升为国家通用的语言，才有资格夺取那顶桂冠。因为中央政府的政令不仅要由国都发出，还要用国都的语调传达，那样各省的百姓听起来才感到名正言顺，才臣服，才不会起疑心。
北京方言作为普通话的首选正合乎政府和民间双重意图，也顺乎历史和民意。
中国本无统一的口语，但中国需要一种统一的口语；过去的几百年中虽然未经官方的指定，但北京方言在实质上应该说是中国的“准官话”，是约定俗成的普通的官话。
由于在最终指定普通话时要求普通话中立，要求北京人谦虚，所以便没直截了当地将普通话定义为北京话，而说普通话是“以北京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语言。这样，普通话便也从北京人的口中独立出来，成了不具任何地方色彩、不被任何地方文化排斥的中立语言了。
中国终于有了普通化了的语言——普通话。
中国人特意制造了一种通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之所以是人工制造的，是由于它本不存在，或者说它并没实质性地存在过，因为北京话毕竟比普通话多了个“儿”字。
中国人制造普通话也许更多出于政治平衡的目的，因为世间本无中立的城市、本无毫无地方色彩的方言；但方言太多、地域文化太丰富、太容易发生地区间冲突的中国需要一种“人工”的语言，因为只有人工的语言才可能中立，于是普通话就应运而生了。普通话一被制造出来，就被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所喜用了。
用普通话交流的外省人之间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使用的是一种中立的语言，是双方都不卑不亢的语言；外省人与北京人讲普通话时也能找到心理上的平衡，因为在名目上普通话并不是北京话。
普通话的存在的确是一桩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操持成百上千种方言的人都能放下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架子”，心平气和地“臣服”于一种共同的语言，在一种共同的、中性的语言氛围中良性互动，这不能不说是一桩语言学的幸事，一桩全体人民的幸事。
五
近二十年乃中国盛世，凡盛世必修文字，必有精力加固民族的语言，这兴许是一条千古惯例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马上统一文字；
《康熙字典》诞生于康熙盛世。
普通话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行起来，是因为北京人去了深圳，是因为上海人出了国，是因为广东人在北京开了发廊，是因为中国户籍制的实质性的打破，是因为随着户籍制的放松而引发的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是因为经济全国性的大循环、大融合，是因为商业流通的自由化，以及信息的自由化，是因为一切原有的以计划为形式的体制的解体，是因为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相对自由……
人口流动的自由；思维的自由；交往的自由；交通的自由；人性的自由；语言的自由……
普通话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在全中国前所未有的普及，是二十年经济开放的结果，是由于经济的融合所导致的人的自由交往的必然产物。全国性的人口自由化流动和自由融合，使原有的各地方言成了与异地人士相互交流的障碍。新的城市——如深圳、珠海的诞生，使全国各地汇集到那里的人产生了对统一语言的实际要求，大大促进了普通话的使用和推广。
此外，还有香港的回归、香港与内地经济水乳交融的联系、香港掀起的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以及讲国语的台湾、新加坡商人与内地频繁的经济交往等等，都是普通话在全国推广的促成因素。
总而言之，近二十年是普通话实质性地在全国普及的时代，而普通话的普及根源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带动了语言，语言又作用于经济，共同的语言加快了经济活动的效益，融洽了经济交往的气氛，最终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语言反作用于经济。
六
经历了几千年没有统一口语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制造出了一门中立于各类方言的普通话。
普通话在二十世纪破巢欲出，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之间有了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的融合和交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普通话的地位，并运用独立和巩固的国家机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普通话。这是一件堪与秦始皇统一文字媲美的伟大工程，因为国家语言的统一是强大国力的象征，统一的口语是国家长久统一的前提。
近百年来，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才具备了确定并推广统一口语的条件，因为只有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才是独立的、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国家机器才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想在全国推行普通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推行一种共同的语言，需要一部强大的、独立的国家机器。
语言的统一是国力的象征。
如果说邓小平从第一代领导人那里继承了什么最有助于他搞改革开放的遗产的话，普通话在中国的全面普及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笔。统一语言的存在为邓公迅速传达政令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他启动的经济快车上，普通话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车轮。
在结束有关普通话的论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广播和电视媒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也是普通话在中国全方位推广的前提条件。
飞速发展的经济飞快地制作出了电视，飞速播放出了普通话；普通话的快速普及又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此良性循环。
中国人将共同携手走入二十一世纪。与走进二十世纪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口比以前多了两倍；但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中国人终于能听懂彼此说话的声音了。
感谢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