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听声

听话听声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曾说: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这本书中关于语言的故事就是我借着阿庆嫂的耳朵,按照听锣鼓的拍子一拍一拍地听来的。我在二十几年中总共听过不下几十种各个国家的语言和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开始都是被动地听,是被强行灌到耳朵里听的。我曾在加拿大魁北克蒙市的一家工厂里工作,据我和同事的一次不完全统计,那里共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移民,三十多个种族的人总共会四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又因魁北克本来就有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几百号职工平均每人至少会三种语言,即英语、法语,外加自己的母语。

当我第一天走进那家公司的办公室时,一位印度籍的女同事说她会五种语言。除了会英、法语之外,由于出生并生长在非洲,她会斯瓦西里语;而由于她是印度人,她会印度的Gujarati语;又由于她是穆斯林,她可以用阿拉伯语念《古兰经》。会四五种语言在魁北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高中程度的她所会的五种语言之间竟有那么大的语系的跨度,从斯瓦西里到阿拉伯,再到Gujarati!

我还有一位年过六旬的美籍同事,他是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又曾随父亲到巴拿马做生意,被巴拿马人在监狱里囚禁过两年,他在囚禁期间学会了西班牙语。他还能十分熟练地运用德文和意大利文。他的语言区域的跨度也令我叹为观止,从阿语到西、德、意,那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

刚刚走进那家公司的我,也可使用中、英、法、日等四种文字,而且还为之沾沾自喜。但那两位同事的语言能力之强,使我顿感语言境界的深奥及其广阔无穷。我为人类对语言潜在的驾驭能力而叹服。因为能够同时记忆四五种完全不同的文字和文化体系并随时脱口运用那些语言,绝非是一件易事。它意味着几万个不同种类的文字符号和语法结构的随机调换,外加那些字符和语法后面繁杂丰富的文化、宗教习俗和概念。那绝对是必须经由人,也只有人才能完成的体系的调换,是人脑独有的功能,是电脑及其他一切非人脑的运算工具所望尘莫及的。电脑能够机械地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但电脑无法准确地转译那些语言之外的人文概念,无法准确地传达语言所要终极表现的情感以及人的本愿。

语言是上苍赠与人类的恩惠,而能够同时驾驭多种语言更是人类独有的天赋,是一种对人脑的超常规的运用,是将人脑功能推向极限的试验,是一种奢侈、一种恣意发挥的奢侈;是一种享受,享受的是智慧,也是智慧的享受。

我是在遇到那两位同事后才又抱着极大的好奇心进行另几种语言的学习的,是他们告诉了我语言的学习永无止境,学习语言的乐趣和回报是不可估量的。

我学语言的方法是学习驴子——支起长长的耳朵听,正所谓“听话听声”。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第一次到上海时还十分年轻,年轻得胆大心粗。有天晚上在与几个同事一同漫步在狭窄的弄堂里时,忽闻一串悦耳动听却听不懂的沪音,从一户的门窗中传来,而且还带着急促的喘息声。我好奇心顿起,支起了“驴耳朵”;为了能听得更清楚,我还纵身跃起,试图看一看究竟何人能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谁知正当本人刚刚起跳,还未达到半空之时,后衣襟就被猛地一拽,一下从半空中跌了下来。

那是同行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年女同志之手,她说:“小伙子,你怎么这么冒失,这简直是小流氓的行为!”

"……?"

“你没听出他们正在做爱吗?”

“……?”我还是没听懂。

中老年同志们都笑趴了下去。

回京以后那段佳话便很快在单位中不胫而走。

可见那时本人是多么的单纯无知,可见本人为了听懂一门方言,在名誉上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另一次为倾听人言而付出代价是在巴黎郊外的一列火车上。

那次我等一行三人在一位法国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买了一张写有“3”字的车票。我们原以为那是一张三人的车票,但中途路警上来查票时,偏说那是一张第三站台的车票——他当然是用法语。我辩解说由于我们不懂法语所以请了火车站的人帮助买票。他说你怎么不懂法语,你不正与我讲法语吗?我说,不是我不会说法语,而是看不太懂卖票机器上的法语。警察说,那根本就不可能。你怎么能说法语却看不懂法语呢?你在撒谎!

这时我的同伴赶紧拉住我,让我改用英文向警察解释,以证明我的法语的确是半吊子的。我哪里肯?我说难得有一次与法国警察练口语的机会,而且这位警察的巴黎音如此标准,这种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于是在我一再坚持下那位警察始终用法语与我争吵,并最终送给了我一个“混票嫌疑犯”的罪名,不仅让我们补了两张票,还追罚了两百法郎。

可见学习语言是要付出代价的,“驴耳朵”练听力是要交学费的!

还有几次在加国魁省本人也面对拉着警笛、开着警车追上来的警察脸不变色心不跳,坚持用刚学了几个月的法语练习会话,并因双方言语上的误解吃了好几张罚单。

其实在写完本书中那篇《我为何毅然放弃学习德文》后,本人又去大学的成人夜校学习了半年的德文,并且同样为之付出了代价。

第一次期中考试时,老师竟然“发现”本人作弊!

本人也在他的提醒下惊愕地“发现”了自己在“作弊”!

——因为考前的几分钟太紧张,我把笔记本打开着压在考卷下了。

于是德国老师便板着德国式的严肃面孔,在全班昭示了本人的“舞弊”行为。

毕生从未作过弊的本人(真的!)顿感受到了千古奇冤!

我站起来大声辩驳道:“第一,本人都有孩子了还会作弊吗?搞假能生孩子吗?第二,本人在其他方面作弊还值得,如出生年月日、如已婚未婚、如是否离异、如有无党派什么的,可值得在自己学习的第八门语言的第一次考试中作弊吗?何况考完这次试后本人根本就无意再报下一级的课,何况你可能会因学生都不及格,或招不满学生而失去这份工作,何况本人很可能毕生再也没有机会使用德文了。本人之所以下班后学习德文是因为在家待着没劲,是因为移民的生活太无聊,是因为与上司最近感情……”

由于班里的同学也都是有工作有上司的人,听后便一致对本人的辩辞表示赞同。于是有关本人“作弊”并被当场擒获的冤案,十分钟内就在群众中平反昭雪了。

最后只有那位年轻的德籍老师死不改口。德意志人生来意志如钢。

更可气的是在那次考试之后,我和三个加拿大人一同到德国出差时的遭遇。飞机到港后,我们转乘了一辆公共汽车,车上就只有我们四个外来乘客。本人先将自己会德文的事向三个同伴大吹特吹了一番,然后就热情地与那位德国司机攀谈了起来。我问天气问路程,问家庭背景,总之,把德文考试卷子上出的题目全都用上了。那位司机听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近五分钟的德语,一句话也没回,一直面色铁青、毫无表情地驾驶着汽车。这下我急了!同事们也在一旁看得莫名其妙。其中一个大笑不止,说肯定是我的德语搞错了调,说成科索沃语了,要不怎么忙了半天,德国人一句话都听不懂,这趟德国算是白来了,带错了翻译!

我听后简直无地自容!这时我突然看见了那位司机头顶上的一行德文大字,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原来那上面写的是“司机不许与乘客说话”!

就这样,在三小时的路程中那个德国司机一直未搭理谈笑风生的我们,始终保持着冷漠的表情,始终纹丝不动、腰板挺直地开着车。那次去德国后我真的彻底放弃学习德文了,因为反正学会了也没有德国人理你!

在我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还闹过不少笑话。

最早的一次是在日本管日本年轻妇女叫“おばさん”(阿姨)。

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国内还没有流行“先生”“小姐”“老板”“打工仔”之类的称呼,除了“同志”以外,就只有“叔叔”“阿姨”好叫了,还有“师傅”。

然而日本不是中国。日本妇女最最怕人称呼的就是“おばさん”,因为日本人在听到这一称呼后往往会联想到“大妈”,联想到再也嫁不出去的婆娘。

我刚到日本,哪会知道这么多啊?

我只知道见了年长的,哪怕只长一岁半岁的女人,都一律尊称“おばさん”。

我那时才二十出头,所以谁都比我大。

我一叫就是半年。

记得第一次叫的是东京帝国饭店附近一家花店的老板娘,当时我和一位日本同事一起去买花。

那位老板娘站在门口迎客特别热情开朗,但听我叫她一声“おばさん”之后,就再也不热情、不开朗了。

我本来是为了报答她的热情开朗,才打内心深处想到这一称呼的,万没想到她听到后马上做出一副“小姐们要昏过去了”的姿态,紧捂双颊跑回了花店。

同去的日本同事的脸也顿时通红,想说什么又好像碍于中日友谊不好直说,便扔下我跟进了花店,一边连连鞠躬一边连声赔罪,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那位“阿姨”真的身体不好要昏过去了呢。

记得后来又叫了许多日本妇女“阿姨”,每次那么叫都能看到一张惊慌的、突变的脸,每叫一次都能听到从背后传来的关于我——一个万人公司中唯一的中国青年的议论,说我说话太不注意场合,等等。我听后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怎么了?我不就是叫人“おばさん”——“阿姨”了吗?

那年代中国人谁不想混个“叔叔”“阿姨”的称呼听听,谁管我叫“爷爷”“祖宗”我才高兴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国后才知道中国也进入“小姐”的时代了,对六十多岁的老妇人也不得不以“小姐”相称了。八十多岁的人还愿听人叫“大姐”呢!中国的“阿姨”们虽未全部消逝,但“阿姨”的时代已经消逝了。商业时代的女人是不愿听人叫“大妈”的,因为“大妈”已无商品的流通价值;“小姐”还是有价值的,还是没被订出的存货,至于保鲜不保鲜倒在其次要的。

我这才悔悟不该在八十年代管日本女人叫“大妈”,尤其是叫那位花店的老板娘。那女人当时还不到三十,而且婚配与否并不清楚,很可能那花店本身就是她的“丈夫”,要不她受委屈后为何一头往花店的怀里扑呢?

在这里本人由衷地向那位被本人“大妈”过一次的日本妇女道歉。

我在古巴也曾闹过西班牙语的笑话。

我那次为了去古巴休假,提前突击听了二十多盘西班牙语磁带,并发誓在古巴将所有磁带上听来的都应用一遍。

在一周时间内。

那个旅游团里有一对波兰籍的夫妇,会讲英文;丈夫酷爱艺术,却根本不懂艺术。

一次他去哈瓦那游城,在一家店里看上了一件“珍奇”的艺术品,但由于当时不会讲西班牙文,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旅游车回到了旅馆。

这时他在众人中发现了号称会讲西班牙文的我。于是我在他一再的请求下跟他徒步回到哈瓦那,去再次议购那件“珍奇”的艺术品。

但当我们来到那家商店时,那件艺术品已不翼而飞了。

这下急坏了那位波兰籍丈夫。他一再向女售货员询问那件艺术品的下落——通过本人的西班牙语磁带的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指的是哪一件艺术品,但我必须帮他解释清楚,好让“小姐同志”(古巴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去查寻。

波兰丈夫左比画不通,右比画也不通,最后他急得满头大汗,对着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做了一个十分下流的动作。

我原以为那位女同志看到他那个动作后会恼羞成怒,会叫古巴警察,万没想到她看了以后一下恍然大悟,迅速跑到店内的贮藏室,将那件“珍品”抱了出来。

我一看就傻了,原来那是一件几乎与女性生殖器官完全雷同的“艺术”造型。

那的确是一件“珍奇”的艺术品。

波兰朋友兴奋地指着那件艺术品,让我用西班牙语与“女同志”讨价还价。

我说那还讨什么,这件东西根本“无价”。其实我是羞于用本是磁带里听来的西班牙文,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那样一件“艺术品”,指手画脚地大谈特谈它的价格。

那纯属丢人现眼。

那是二十盘磁带够用的吗?而且冒着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

那天日头西落的时辰我终于完成了艰巨的翻译工作,踏着徐徐海风吹拂下椰树的影子,陪着我的波兰朋友步履艰难地走回了下榻的酒店。

只见他穿着裤衩和汗衫,脸面通红,汗流浃背,怀中抱着那件没经包装的(古巴缺纸)瓷制“艺术珍品”。

旅馆门前站着他那眼巴巴等着他回归的波兰太太,当他太太的目光落到那件抱在他怀中的“艺术品”时……

以上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是我当多种语言翻译的有趣的经历之一。

任何人最初学习语言时,都会感到枯燥被动,其乐趣最早始于能够应用的那一天。那一天使以往付出的全部劳动都得以回报。

学习语言的最初目的都是功利性的。是语言后面的文化,以及文字中显露出的文明的诱惑力,使我由为找工作糊口而学习语言,一变而为去拥抱语言、去追求涉猎语言的乐趣。学习语言的超极快感来自于用语言去触摸潜藏其下某一文明核心的那一瞬间!若不懂得某一民族的语言,想去理解与之相应的文明的本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去往异地出差、旅游之前,都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的语言。哪怕是听几盒磁带,或上一两门课,或是买一本字典,或是学几句问候的话……那样,在你身临其境的时候,一定会对那种文化和文明有一番原汁原味的理解,一番切肤的感觉,一分景仰,一分谦虚。因为从你企图学习某一民族语言的那一刻起,你已甘拜讲那种语言的民族为师了,你已经准备侧耳恭听了,你已经成了牙牙学语的幼儿了。你不得不谦虚。而人一旦谦虚了还愁学不到东西吗,人学到了东西之后还愁不能自强吗?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愿学别国语言的民族总是更谦逊的,但谦逊不等于无知,更不等于弱小;恰恰相反,只有谦逊才能强大。

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总是比较谦逊,因为中国人想学English,想学美国人说话。只要中国人想练abcd,美国人便自然成了老师;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无知弱小,中国人用abcd将美国人会的东西全都拷贝了过来。

美国人大多无心去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相反总是乐于在与别人讲话时站在口语教师的地位指手画脚,但殊不知,正因如此,才反衬出美国人的无知。美国人的无知表现为人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而他们却无法探知对手肚子里的弯弯绕。

总而言之,在没有搞懂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任何人都无权也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做出合理的、正确的评价,即使评价了,也是盲目的和主观的;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必须先去学习她的语言。

我听任何一种语言都如听音乐。

当一个人已经能将语言当做音乐来听的时候,学习语言已经进入享受的境界了。

我听上海话如听越剧;

我听北京话如听评书;

我听德文如听贝多芬;

我听俄文如听《伏尔加船夫曲》……

天津话如海味;四川话如川菜;河北话如梆子;广东话如狂舞的银蛇,还有仿佛对着你的耳朵天天轻轻地说“爱你”的法语……

语言中有韵律,有拍节,有节奏,有文化,有喜怒哀乐,有丰富的生活底蕴;有风有雨,有雷鸣电闪,有歌有舞,有上苍的启示,有人类的叹息,有生命……

语言绝不仅仅是abcd,绝不仅仅是一笔一画,绝不仅仅是枯燥的语法,绝不仅仅是争风吃醋、是谁讲得好坏、讲得标准不标准;语言是用来倾听人类心脏跳动的听诊器,是探子,是探知人的心声的探子。

人心有了杂音,讲话的发音也就不动听了;人心衰弱了,讲话的底气也就不足了;国家衰亡了,民族的语言就无底气无生机无生命力了。国家将灭语言将灭,国运盛语言昌,语言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喉舌,是国家和民族的发言人。

中国的国运衰了,汉字和汉语也就危了;中国转衰为盛,汉字和汉语也就起死回升。

这就是国道,也是天道;是语意,也是天意。

正是“道可道,非常道”,语言之道乃民族之道也。

我学的第一种语言是中文;

我学的最后一种语言也是中文。

这本书就是为中文写的,是我学习中文的长卷心得。

用的是长年的劳作。

中国人生于中文死于中文,中国人生下来听到的是父母用中文的呼唤,中国人死时听的是子女用中文的惜别。

中国人有义务写一本赞美中文的书,那也是中国人的使命。

这就是本书所做的尝试。

我是在了解过七种外国文字——尽管都是肤浅的了解——之后,才萌发写一本关于中文的书的意愿的。

我是最终通过学习外文而认知中文的。学习外文的过程是一条不归路,是一条无止境的路,但那条路的终点又是它的起点——是中文。

在学过七种外文之后我猛地回头观看与我生命结为一体的中文,顿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世界上最美的文字竟然是我最熟知的中文!

我试读俄文报刊时,根本就找不出读汉译《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流动中的沉静,因为从斯拉夫字母中根本读不出美感来;我读德文时也体味不出来阅读汉译黑格尔《美学》时的诗意,因为德文的语法结构看起来虽然严谨,却无法表现出文字直观的浪漫。以上两种文字的外观都不美,都无法使人直觉地赏心悦目。

这使我对中文的美有了反观的认识,在比较中我“比”出来了中文的美。

中文之美“水落”而“石出”了。

从那以后我便用反省的目光反复推敲起中文的美感来了。

我迷上了中文——我最熟知的文字。

我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古埃及文字后才真正体味出文字本身那无与伦比的美的。

在那以前我对埃及文字没有任何感性的认识,只从书本上知道那是一种象形文字。

当我走进一个古文化展厅时,厅中四壁上书写的那些千奇百怪却美得异样、美得光彩夺目的符号们一下扑入了我的眼帘,令我目不暇接,无所适从。那些线条们实在是太美,美得实在太出乎想象了。我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曲线以那种方式组合。那些曲线完全打破了我对曲线组合的原有概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神灵的再现!

我被告知那些并不是图画,而是埃及人的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它们竟是文字!

是文字,是已经消失了的文字,而且是象形的。

文字竟然能有那般的美!

我的目光从已经消失了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缓缓地、痴呆地转向我心中的方块字们——我的母语、我的“妈妈的舌头”——中文。

噫!原来它们竟也脱胎于象形文字,而且是目前世间仅存的一种……

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此,就让中文在沉静的美中慢慢地自我陶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