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掂”广东话！
一
“搞掂”是个广东话的词汇，“掂”发（diàn）音。
当我问广东朋友“搞掂”是什么意思时，他笑着答道：
“就是OK的意西（思）嘛！”
后来不知为何“搞掂”被搞到了内地，摇身一变变成了“搞定”，因此近几年举国上下都跟着“搞定”起来。
如把假货卖出去并收到了货款，就算“搞定”了；
如小姐们先将男宾按摩得卧床不起，然后再取其小费，也算“搞定”了；
还有腐败的官员被拉出去一毙了之，也算“搞定”了。
人都上西天了，还不算OK吗？
最有趣的是听上海人使用“搞定”这个广东外来语。
上海男人早先是看不起广东男人的，但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也会有拾广东男人的牙慧、跟着广东男人学说“搞定”的这一天。
当上海男子围着熨得平平的围裙，仔仔细细地将一盘豆芽菜清洗干净，再专心致志地将其炒制成一盘冒着热气的熟菜，然后谨慎地将之端起，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送到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花枝招展的妻子面前，并将其摆好后，他们会在内心做一次长长的深呼吸，轻轻地对妻子说：
“侬看，终于搞定了！”
二
广东话是中国人的“第二普通话”。
这种说法不免会遭到议论。但对此有非议的人一旦到了海外，就会苟同本人的愚见了。海外是广东话的天地。
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华人，便会有广东人；只要有广东人，便讲广东话。广东话是海外华人的第一“官方”语言。诚然，在海外不乏有广东话的挑战者，如潮州话、闽南话、客家话，但那些都是游击队式的方言，无法与作为“海外”官话的广东话分庭抗礼，更无法取而代之。
广东话是海外中国人的普通话，海外华人有五千万之多，足可敌得一国而有余，所以将这么多人讲的一种共通语言称为“普通话”，似乎并不过分。
何况还有中国第一特区——香港呢！
香港人使用广东话的事实，无疑为“搞掂”广东话的地位提供了定位性的依据，使其地位，包括政治地位，超过任何一种地区性的方言。
政治服从于经济，语言又是政治地位的折射，这就无怪乎广东话的地位大有挑战中国真正官方语言——普通话之嫌，也无怪乎广东话对中国现代语言具有超出任何方言的强大影响力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话的调子似乎是由广东话敲定的；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最早来自香港；
北京“面的”的“的”以及全中国的“的”，也是“的”自香港。
还有数不清的由广东话“搞掂”的大陆生活用语。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流行的众多新潮用语中，除了“下岗”是由内地人发明的之外，其他只怕都来自香港，来自广东话。
一是因为香港富有；
二是因为广东话能够出海，讲广东话的人有钱；
广东话能通向外面神奇的土地，而外面之所以神奇，也是因为似乎比里面富有。
从这层意义上说，广东话在中国之所以流行得如病毒性感冒一样，是因为中国人太势利，是因为中国人嫌贫爱富，是因为中国人好赶潮流，而中国人赶的往往都是富裕的潮流。
为何山西话及山西人的特殊用语没能在全中国风行起来？
为何人们从不用陕西话去唱卡拉OK？
还不是因为讲广东话的人比讲山西、陕西的人话囊中更饱满吗？
每次在上海听到上海年轻人用特意学习的广东话唱粤语歌曲时，我就不禁在内心发笑。我笑上海人竟能放下那般的高傲，去逢迎一种他们原本不屑一顾的方言；我更笑他们在那屈尊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执着和刻意的努力。
北京人又如何呢？
北京人纨绔的本性抵不住广东话的冲力！
更有甚者，广东话还要驾驭北京话哩！
广东话先把北京的出租车全都异化为“的”，然后又通过北京中央级别的辐射力，将“的”向全中国辐射开去。
“第二普通话”的用语先转化成第一普通话，然后又借助第一普通话的权力和渠道传播向全国。
这就是广东话用语在中国所向披靡的诀窍。
任何方言用语都可望成为官方语言中的一部分，并最终被“扶正”，但前提是必须具备能成为“官话”的资格。
广东话用语成为官话的条件，是说广东话的人有钱，有钱后便有了势，有了势后，官方就不会将其拒之门外了。
普通话犹如一辆公共汽车，虽不是谁想坐都可以坐，但坐上去了就可驶向全国。有钱的粤语花钱买票坐上去了，就顺道将粤语词汇冠冕堂皇地推举成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了。
还有粤语的歌。
以及粤菜。
还有蛇。
三
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基本上是由广东人“搞掂”的；
中国话在海外的发音也基本上是由广东话“搞掂”的。
由于绝大多数外国人都没来过中国，也由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都是由广东省出去的，因此，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就自然而然地被“搞掂”于广东人，外国人对于中国话的概念也就顺水推舟地落实到广东话头上。
这就形成了一个误区。
这就造成了一桩百年的冤案。
这对整个中华民族不能不说是一种曲解，因为广东人毕竟只是中国人的一小部分，因为广东话毕竟只是中文中的一种方言。
何况广东人的性格并不能代表山东人的性格；
何况广东话的腔调无法代表江浙一带的吴音。
这里本人无意戏言广东人的性格与广东话的发音，本人的用意在于指出，中国人在国外的整体形象是由侨居在国外的广东侨民百年来搞定的，而且一旦被搞定后就很难改变。中国有十几亿人，但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所喜好的职业大多没超出广东华侨从业的范围，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不外是餐馆里操刀的厨子，是手持剃头刀的理发师，是手持剪刀的裁缝——中国人是手操“三把刀”的民族。
广东侨民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从事“三把刀”产业本属无奈，但因此将对一个民族的印象都“搞掂”成“三把刀”，更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不幸。
将对中文的总体印象定位于广东话，也并不是一桩值得中文庆幸的事。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广东话并不是中文各类方言中最动听的一种。中文的普通话是一种四声分明的清脆的语言；江浙、上海一带的吴音，也是能与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相媲美的轻音乐般动听的语言；相比之下，鼻音厚重的广东话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广东话多以惊叹号般的重大尾音收场，从话中根本听不出中华正宗文化的优雅；然而，恰恰是广东话被历史选为中国语言在海外公认的代表，被在世界各国人的耳中如雷般贯彻。
地球村中对一种语言的整体印象绝非一桩小事，它关系到一个种族在村中的整体形象，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地位。
世人尊重法语文明，因为世人皆知法文是一门动听的语言；世人以机械的目光观看德国人，因为德语是举世闻名的难听的语言。
以上可以说是世人的成见甚至偏见，但世间有何种见解比成见和偏见更容易被人们坚定地持有，人们又需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改变业已固化了的成见和偏见呢？
何况西方人本来就歧视黄色人种！
百年来西方对中国人及中国语言的歧视，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歧视多是来自于偏见，它部分缘于被百般欺凌的中国大陆瘦弱的母体，但更多出于流落他乡，到外面去谋生的广东同胞之悲惨境遇。流落到外乡的广东人本不算广东人中的精英——因为精英当初无需到海外去谋生——所以出海本来就是他们的不幸；更不幸的是被当作代表中华民族的唯一群体——凭他们那本已直不起来的瘦弱的脊梁。
那脊梁上重负着外人对整个民族的审视和裁判；
那脊梁上重负着祖国全体同胞对他们的期望。
谁都让他们争光，谁都不许他们丢人。
因此那个脊梁就塌陷下去了。
只因那副担子太沉重。
可怜的广东侨民们；
可怜的永远无法被历史“搞掂”的广东话。
四
本人初次与广东话遭遇是在海外唐人街的餐馆中，是从推着早茶餐车、嘴里唱着“凤爪”和“糯米鸡”的华侨小姐们的口中。
那次只是初识，但之后一听广东话就听了近十年之久。在国外生活过的大陆人，无一不是一到海外就掉进了广东话的圈子，无一不是在唐人街粤菜的香气中熏陶过来的。
至少是在周末。
因为唐人街是海外华人的家。
于是大家便对广东话耳濡目染，于是大家便更深地理解了广东籍华侨。
后来我也买来了一部专听华语广播的收音机，也在办公室中，在“老外”成群的地方大鸣大放起广东话的“新闻联播”。我将唐人街搬到了办公室里。
因此我就能听懂广东话了。
我发现广东话竟是一种极为务实的方言，正如讲广东话的是一个极为务实的群体。务实得可爱，务实得让人哭笑不得。
唐人街上的广东人是以勤劳而闻名于世的。世人因广东人的勤劳和超常的适应能力，将“Hard Working（吃苦耐劳）”的美名送给了一切的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并非人人都勤劳，像广东人那般勤劳的人大多只生活在中国南方，但中国人还是集体地被定义为“Hard Working”的种族了。
那个美名是高歌“糯米鸡”的广东姑娘挣来的；是整日摸爬滚打于唐人街餐馆的广东大厨、二厨们挣来的；
是讲广东话的华侨们祖祖辈辈、前赴后继地用血汗挣来的！
他们百年来打的不只是自己那份养家糊口的工，还打了为整个中华民族挣“吃苦耐劳”美称的工，
——倘若“吃苦耐劳”仍算是美德的话。
总之，务实地讲着生硬的广东话的人，用他们的行动而不是语言，表现了、展示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魅力。
他们必须用行动，因为广东话不动听，确切地说，广东话不是一种用来表现美、歌唱美的语言。
但广东人却是应该被用歌来赞美的一群创造出美的实业的人。
尽管他们吃蛇。
蛇也是该受赞美的；
因为蛇是龙的前身。
可敬的讲广东话的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