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abcd冲撞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
一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abcd的实质性冲撞——随着舶来的黄毛大兵和刺刀。
被abcd文明冲撞后的中国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中国在那期间虽然丧权辱国，虽然割地赔款，但传统文明并未受到真正的动摇，因为文言文的传统文体结构并未受到冲击。一直到“五四”之前，中国仍是传统的、封建的、儒学的中国，尽管儒学已经形式化、八股化了。
abcd的第二次冲撞是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
这一次冲撞如同欧陆板块经过长时间的水平移动后对亚洲板块的猛然一击，其结果是是惊心动魂的。
这次冲撞又如同一颗巨大的彗星冲撞地球，掀起的巨大海浪足以将半个地球淹没。
中国的文言文体就是在这次撞击下被淹没的，文言文消失的过程从“五四”的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中白话文的地位被正式从“谚文”扶正，文言文随之作古。
那次冲撞的景象是光彩夺目的，因为它是两大文明板块跨洲际、跨历史、跨千古的直接碰撞。
那就像上古的造山运动。地球陆地板块移动中相撞的结果，是高山的隆起。喜玛拉雅山就是南亚次大陆与中国大陆相撞后隆起的。
拉丁文明与方块字文明相撞后，造就的是一座座文化的高峰。
是梁启超，是胡适，是鲁迅，是陈寅恪，是马寅初、徐悲鸿、林语堂、郭沫若等等学贯中西的文化高峰。
“五四”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的三十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人才辈出的三十年。这不仅仅缘于“乱世出英雄”的社会性因素，更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文明解体的年代。随着文言文的分解，中国的传统文明失去了最后一块能够用来防身、遮羞的盾牌。abcd以及abcd携带的种种西方文明的元素包括其思维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废墟上载歌载舞。
梁启超、胡适、鲁迅、林语堂等文化泰斗们都是在私塾中被打着板子学习“四书五经”的。早年的教育使他们脑子里被灌满了传统的、文言文式的“封建糟粕”。他们都是先被用封建的桑拿浴着着实实地洗了一回身子，然后再带着全身传统的、封建的、“四书五经”的、文言文的“臭汗”，光着身子一个猛子扎进西式文化的冷水池子里浸泡。那池子就是洋人的租界、洋人开的学校、由洋牧师唱诗的教堂，当然还有直接就学海外学府。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不仅在形式上封建、殖民各半，而且在内涵上是纯封建文化与纯西式文化的奇妙混合。中国的传统文明之所以能在外国人的租界里得以保持她的节操，是因为那时文言文还未完全死亡，传统的东西还可以藏在“之乎者也”中苟且偷生。那时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全盘接受到西式的文化，则是因为外国人将租界和教堂开到了中国人的眼皮底下。
因为中国人丧失了主权，abcd便得以在中国肆无忌惮。
那诚然是中国的不幸，但单从文化的角度看，却又为中国那一代的精英们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同时摘取中、西两种文明的“正果”。
那时的文人哪位不是学贯中西？
哪位不会几种西洋文字？
那时学习外文有洋牧师灌输，还可以到用英文教学的圣约翰大学去听课；但是被灌了满脑子abcd后回到家里却要向祖宗的牌位跪安。
那是一个畸形的世道。畸形的世道造就出了畸形的人，于是便有了那许多学贯中西的文化泰斗。
泰斗们在学术的意义上是了不起的，令人仰止；但泰斗群体出现的代价，却是在国土被殖民，主权被出让。
中国今后再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造就出那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师了，因为中西文化板块的大碰撞已经结束，因为殖民已成为历史，因为“四书五经”的文言文已死，因为那一代文人已死。那一代文人是半身不遂的国家特有的产物。他们的下半个身子成长于“四书五经”的私塾中，上半个身子被拉丁人强行拉到abcd的殿堂中去呼吸；他们都是用中、西药方合制而成的，是产生于传统文明被强奸时期的怪胎。那是民族的不幸，即便他们的学术成果是那样的灿烂辉煌，那样的令人叹为观止。
相反，西方并没有那么多学贯东西的学者，他们也并不为之感到遗憾，那是因为东方人从未到西方去殖过民。
前不久那场造山运动所造就的最后一位大师、“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仙逝了。钱先生的离去标志着那场洲际文明碰撞的尾声。随着最后一位大师的去世，文言文的文明也就彻底地终结了。因为已不会再有被先生的板子逼着学“四书五经”的人了，况且再过一年，下个世纪就要到了。
二
如果说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前的三十年中，中西文明在碰撞中尚可以全方位地交锋、全方位地融合的话，那么在第三个碰撞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之间的三十年中，则是两败俱伤，几近全军覆没了。
在这三十年中，不仅文言文的文明被视若粪土，前来冲撞它的一系列拉丁文明的尖兵们也纷纷落马，除了一种被保留下来，奉为国学、国教，以置换崇尚了几千年的祖传儒学外，其余统统像垃圾一样被清除出去了。
那三十年是一花独放的三十年。
开放的是一朵拉丁文明土壤中移植过来的花。
其他的树都被砍光了，其他的花都被掐死了。
这三十年中曾开展过一场又一场的文化运动，其目标是建立一种大一统的文化，令人不禁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只是此次“罢黜”的是自己的“百家”，连根拔掉的是自家的树。
如果说在abcd对方块字的第二次冲击中，中国的传统文明尚可自由地以板块的实力和冲动，与外来文明背水一撞，即便撞得山崩地裂也可造起一座座旷世的“文化昆仑”的话，那么在第三次冲撞下，中国的传统文明却落到了束手就擒、引颈就戮的悲惨境地了。
第三次冲撞中最惨烈的一幕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使用的词语和概念几乎无一不是发明于欧洲，无一不是被在苏俄实践后又被套用于中国的。
“无产阶级”（Proletariat）是西方的词汇；“革命”（Revolution）是西方的词汇；
“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是；“左派、右派”是，……还需要再接着往下列举吗？
中华文化曾多次被外族文化冲击，但没有哪一次不是中华文化最终同化对方而达成新的平衡。然而，在“文革”的十年间，中华文明的本体却被清洗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连文化人的躯体都无容身之地。
那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前无古人的“创举”。
“文革”使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到了“零状态”，“文革”使中国国土上所有的文明因素都出现了“死机”。“文革”使方块字文明的精华和abcd在中国都濒临灭绝。
在“文革”期间，连English——英文也难逃厄运。人们不再学习abcd了。
在第三次冲撞期间，有人又试图枪毙已被简化了的方块字，用abcd的拉丁拼音符号代替。
如果真的那样做了，中华文明就会成为第二个古埃及！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在公元元年前后先被简化，再被半拼音化，然后在被外来文明占据的过程中慢慢消失的。
越南的中文不就在几十年中消失了吗？
幸亏“文革”没被无限期地延长。如果一种文明的“死机”状态一直迟迟不结束的话，那就连“再启动”的机会都会丧失。
“文革”结束了。它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人们心上滴血的伤痕和一个巨大的文明空洞之外。
思想的空洞。
政治、生活用语的空洞。
那是思维和语言的零点。
三
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中华文明是从“死机”的状态下重新开机，然后再硬挺着与新的一轮西方文明碰撞的。
“文革”后的头十年，可以说是种种被在第三轮撞击中捣毁了的拉丁文明的碎片们“复辟”的十年，是所谓“全盘西化”的十年。而那些“西化”的东西并不是来自西方的新的文化，而是世纪初到世纪中曾在中国登陆过的种种“主义”和理论，或者说是它们的残骸。
“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二十世纪初就来过中国吗？
实用主义和以穿喇叭裤为象征的所谓自由主义，不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中国被鼓吹过吗？
当然那时人们穿的不是喇叭裤，但那时人们有选择穿喇叭和不穿喇叭的权利。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文艺复兴”的十年，但所“复兴”的只是第二次冲撞中相互对垒的两军中的一支——西方的世纪文明；而它们的对手——中国原本的传统文化，却未能在“复兴”中再现冤魂。因为已没有了文言文。“文革”后的中国人连白话文都要重新学习，谈何“复兴”文言文以及用文言文记录的半个世纪前失去的传统文化呢？
西方的传统在东方的中国经历浩劫后尚可重新“开机”，中国自己的那部分文明却在强行“死机”中彻底丢失了。只因没有“存盘”，只因已无法与新的机器兼容，只因没有人能读懂它们。
文言文成了一堆乱码。
传统文明成了一堆乱码。
二十世纪的最后的十年是中国文化实质性地从复兴到繁荣昌盛的时代。
这里所指的“复兴”并非是传统的复兴（传统已死），而是势头、气势的复兴。中国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真正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与之相比的全方位丰富的时代。
这十年中，除了来自西方的最新文明全面开花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正统儒家文化以外的一切“牛鬼蛇神”文化，也随着自由的到来摇起了头，摆起了尾。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又一次与西方文化在混乱中共存了，只是与世纪初的那次冲撞有了本质的区别。这次冲撞是中方已失去了根基的冲撞，是一代未曾受过正统中式教育的人的稀里糊涂的迎战。这次他们前去迎战时使用的“主义”，与他们要与之作战的主义们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
世纪末中国人再与西方接触时，身体中已没有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没有了基因抗体的人就容易被感染，就容易被轻而易举地西化、拉丁化、不伦不类化。
世纪末的复兴只是气势上的复兴，本质性的复兴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用文言文思维的文化已死，已死了的东西是无法复兴的。
四
在结束这场有关两种文明跨世纪碰撞的简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卡拉OK。
卡拉OK可能也是这场碰撞的产物。经历了前三次碰撞后，中国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从思维到语言的硕大的洞；“文革”之后的中国人已经普遍不会说人话了，即使说出来也是空洞的话。被“文革”清洗过的中国人的脑子中，已经没有了说真话、说正常人应说的话的本能意识。传统已死，西方又很遥远，人们在语言上普遍有一种前不着村后下不着店的、舌头既发紧又空空荡荡的感觉。
是邓丽君的歌声唱出了第一句平常的带着爱心的话——虽然她的爱只限于男女。
卡拉OK是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被从日本引进到中国的。
带着人情味的、能说平常话的卡拉OK。
中国人是跟着卡拉OK再一次校正口型、再一次学说心里想说的话的，而且学着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说。
卡拉OK重新给了中国人讲话、大声讲话的自由。
那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亚文明——日本对母体文明——汉字中国的一次意想不到的“反哺”。
卡拉OK清除了中国人口中的空荡荡的舌苔；卡们OK将那封冻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舌头们软化，教他们用诗意的语言去歌唱。歌词中唱出的是诗意的最接近文言诗的语言，在歌唱的时光中中国人又一次将心灵贴进了百年前被割断了的中华文明的血脉。
卡拉OK是使中国的语言、中国人的情怀又一次接近诗、接近诗情的媒介。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中国的古汉语从来就是带着韵律的能够吟唱的语言。
卡拉OK使人们在世纪的冲撞后再次触摸到了诗意，触摸到了语言的本来的真实。
尽管有人痛恨卡拉OK的噪音，尽管卡拉OK今天已经成灾，已经可以与随地吐痰和随地大小便相提并论，但它的确将生活的诗意和语言的真实还给了中国人。在经历了百年的痛苦、百年的孤独，几代人的悲壮与哭泣——其中包括《新青年》们，包括文艺泰斗、昆仑们，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无数政治精英们——之后，在世纪末，中国人终于拭干了眼泪，唱出了普天下自由的歌声。
卡拉OK是中华民族世纪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