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了的中文文言文
一
我第三次去汉城“考察”韩文的时候，一位精通日文的韩国朋友无意中告诉我了一个有关韩文的“地雷的秘密”，令我小小地受了一番惊吓。他说韩语的语法结构与日文的几乎完全一样；不仅语法，就连日文中的“谦让语”“尊敬语”等我原以为只有日文中才有的所谓“语体”，在韩文中也应有尽有，而且在使用方法上与日文几乎完全等同。
那位朋友的话既让我吃惊，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警觉。
凡是学过日文的人都知道，日文是一种对讲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相应的“语体”有着十分严格规范的语言。在讲日文时要十分小心，如对长辈和上司要用“敬语体”；对自己要用“谦逊体”；在与平辈说话时要用不卑不亢的“亲密、一般、熟悉”一类的语体；对老婆和孩子们一定要用能表现出大丈夫气概的“权威”语体，如此等等。
日文是一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语言；
是一种十分讲“礼”的语言。
礼节是日文的中心。没有“礼”的意识是无法使用和用好日文的。
原来我以为日文中的所谓“语体”，是其他语言中没有的独特的语法现象。“语体”绝非主谓宾定状补一类的纯结构性、纯功能性的语言成分，而是一系列随着“尊敬”“谦逊”“亲密”“一般”“熟悉”“权威”等等讲话人与听话人的地位的转换而转换的名词、副词、动词、修饰词、词头、词尾等一揽子语法成分的集合。用形象的话来打比喻，讲话人的身份和态度好像火车头，火车行驶的方向随着听话人的地位随机而变；而那些名词、副词、动词以及一系列的前缀后缀就如同火车轮子，必须随时随地紧跟着车头所指的方向行走，而且还要跟着不断地调整方向，做到步步紧跟，一个都不能落下，也不能搞错了方向，否则就会车毁人亡，就要“失礼”！
“失礼”在日文中是一个十分可怕的词汇！日本人宁可失去老婆孩子也绝不能“失礼”！老婆孩子失去了可再娶再生，但礼丢了面子就没了，身份就没了；没了面子和身份的日本人可就连再找老婆再生孩子的资格都没了。
当然，以上只指日本的男人。
当代的日本是所谓“礼仪的国家”，是好面子的国度。日本人要是不好面子，能三番五次地拒绝向中国人道歉吗？有人说中国的圆明园中“该烧的都烧了，就剩下那些石头了”，我看日本人是该不要的都不要了，就要那块面子了。
日本人可以不要廉耻，可以不要德性，但要面子。
今日的扶桑是个“面子”国。
以上是一些气话，再回头说语言，说日文和韩文。
二
我万没想到“韩轱辘”也是一种“礼”的语言，而且与日文“礼”的结构严丝合缝。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究竟是日文影响了韩文，还是韩文影响了日文，从而使两种语言之间有着如此的默契和孪生般的相似性？”
当然，根据韩国朋友的说法，肯定是日文受了韩文的影响。因为韩国有一种日本人是韩国人的后代的说法，说日本人的祖先是韩国的三国时代（公元五六世纪）从百济漂洋过海而去的一部分韩国人。我说那肯定不对，因为日本人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是秦始皇派去的五百名童男童女所生的后代。我们还为此进行了争论，不过到最后也没做出日本人究竟是谁的后代的结论。
但语言是有案可稽，不必争论的。那么日文、韩文到底为何有着如此相同的语法结构？
在此本人只能根据本人的所知去猜测，只能向语法学家、向历史提出问题。
日文的假名起用于平安年代，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左右；而韩语文字的形成是在公十五世纪。韩文的产生比日文晚了五百年左右。
“韩轱辘”的真正普及是二十世纪初，是在被日本占领期间。
从产生时间的角度看，可推论是日文影响了韩文，因为日文早于韩文。但日、韩两国又是如何在隔着海峡又隔着五百年时间的条件下，分别创造出有着同样语体模式和语法结构而外观却截然不同的语言的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文和韩文后来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今日的日文与日本战败前的日文相比，已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今日的日文文明多了、软化多了、礼貌多了；但韩文中的文明、软化、礼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二者的相似是否来自半个世纪日本对朝鲜的占领和殖民？但台湾及中国东北都曾被日本殖民过，为什么那里的汉语未因之改变呢？
那么，是否是韩文在被殖民化的同时，在与日本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影响、同化了日文？现代日文中的礼节和等级的成分是否取之于韩国？
我不得而知，但我十分好奇。
日本的演歌是日本代表性的歌谣，而演歌却是韩国人首创的。
《北国之春》的调子是朝鲜人起的。
那么日文的调子呢？
三
姑且把假名和“韩轱辘”孰先孰后的问题放在一边，先“礼”论“礼”论日文、韩文以礼为基调的共有特征。
日文和韩文中的“礼”难道不是来自中文的文言文吗？
日本原先有崇尚礼仪的传统吗？
最早只有土产宗教——神道的日本！
神道的日本后来又变为武士道的日本！
以菊花和刺刀为国魂的日本！
朝鲜的礼仪又是从何处传过去的呢？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官员的穿戴还与唐代的朝服相仿的朝鲜！
朝文、日文中的“礼”语体是从中国传去的，是中国儒家文明中的重要组成要素——礼教的语言形式的延续。朝、日文中的礼是儒家的礼，是大汉、大唐、大宋、大清的礼，是东方文明的礼，是汉字方块字文明的礼，是筷子文明的礼！
abcd中没有礼的文法结构，因为拉丁文明使用的是直来直去的刀叉！
四
中国的文言文，负载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文言文，在二十世纪初被受拉丁文明“唆使”的一群急于求变的民族精英废除了。
中国以礼教和仁义为宗旨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也随着文言文的被废而脱离了汉字中国的疆土。
古文言文是儒家教义安身立命的筋骨。筋骨被拆散了，儒家的魂也就飞了。白话中文是无意，也无从承载传统教义的文体。白话文太轻浮，“之乎者也”的礼太庄重；白话文的结构太开放，“之乎者也”的礼太拘谨。所以没有了文言文的中国，即使想强行挽留“之乎者也”的礼教，也是水浅养不活大鱼，也是枉费心机。
于是中国便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砸烂”一切，和整个民族从语言到精神无所节制的胡思和胡言。
只因语言中已没有了规范性的结构。
然而我们的邻邦日、韩却有“礼”。我们的邻邦们不仅原封不动地将借去的礼教文化的精髓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将礼教文明的精华融进了他们使用的语言之中——以文体结构的固定的方式。日、韩文中的“尊敬”“谦逊”“权威”等等不是别的，正是礼教文化、等级文化在语法上分解后的展开，是“之乎者也”被分解了的“方程式”。日文、韩文语法是中国文言文在结构上的沿续和继承，是文言文的“借字还魂”，还的是儒教文明、礼教文明的魂！
好聪慧、好机灵、好有远见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用语法结构——文体的方法，保存和传递了被他们借去并崇尚的儒教教义。那是最稳妥、最事半功倍、最长久的保存方法，因为文法是语言的主干和根基；文风可死，用语可死，说话的人可死，但语法却不会死。只要还有人张嘴说话，便要按照说话的规则——语法来说。语法礼教化、儒家化了，约定死了，那么只要日本、韩国尚有人在，尚能讲话，那么儒家的礼教便不会死，儒教的文明也不会失传。
这是否足以解释为何日本、韩国在现代化后仍不失为礼仪之邦？是否足以解释为何日本人要见面三鞠躬，韩国人见面要半鞠躬，中国只对死人鞠躬，这样三个国家三种不同的礼仪现象呢？
日本人的三鞠躬是给活人看的，是假的，是妨人的；
中国人对同胞唯一的一次三鞠躬是给死人的家属看的，因为死人已经看不见了；
韩国人的半鞠躬恰到好处，既对对方表示尊重，又不失分寸，那正是儒家的礼教所提倡的。
甭管怎么说，就中国人最惨：生前被人恶语中伤，死后还看不见别人的鞠躬。
只因“礼”已随文言文死了。
文言文死后，连中国人的三鞠躬都没消受。它白白为中国人当了几千年的奴，为中国人扛了几千年的沉重道义。
好在中国的文言文并没完全死去，中国的礼教文化也没完全死去。它们存在于邻国日本和韩国的文体中。
中国礼教文言文如同拉丁文明中的上帝。上帝将文明的种子传给了儿子耶稣基督，最后再通过耶稣的复活而起死回生。
母体、本体文明死了，却将形骸传给了子体的亚文明；子体的亚文明虽然与母体形似，却失去了母体的灵魂。
从这层意义上说，日文、韩文只是中国古汉语已风干了的没有灵魂的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