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的功用与其进化

第二章 语言文字的功用与其进化

语言文字大有造于人类社会,上节已说了个大概,现在我们打算把它再总括一下,先看国语文字的提倡者胡适怎样说,他说:

语言文字的用处极多,简单说来,(一)是表情达意,(二)是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三)是教育的工具,(四)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

这四条所举固然不差,然而还有一件重要的功用必须举出,就是“训练思想的作用”。这并不是每一种思想必须发为语言,作成文字,才算得思想,乃是说,人类运思的时候,必要在脑子里,即思想中枢,经过一番语言文字的组织,构成具体的语句,才可以成为一种明确的思想。拉发格说:

在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不用字,不自言自语于内容,也就不能思想。纵使其用字,自言自语,不像小儿口头上那样喧哗不已,然而却有许多成年人喃喃自语地说他所思想的东西。语言在智识的发展上,因为那些字,及其相继的意义之字源学的构成,不过是反映创造它们和使用它们那些人的生活条件和内心状况而已。

实则不必把字句喃喃于口,人类的头脑已积有前人极悠久的思想的训练,当他思想的时候,思想中枢构成语句非常之快,仿佛电讯似的,若必待喃喃于口,才成为思想,极钝根的人容或有之,那却不是常态。

在我们看来,语言文字本来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出之于口则为语言,把语言笔之于书即为文字。然而语言与文字之分离,又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历史的事实是怎样演成的呢?依我个人的见解应该溯源于社会阶级的发生。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不会发生阶级,没有阶级,也就没有什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那么,彼此之间,所用以互通情感,交换知识,传授经验,只是一种语言文字。到了后来,私有制度发生,剥削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成为被统治阶级。政府官书文告,朝章国故所用的文字,渐脱离民众的语言,变成一种统治阶级专利品,所以古人有“非天子不议礼,不考文”和“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话,就是说“礼”“文”是政府之事,老百姓没有议与考之权,而关于礼与文的文字,自然老百姓也就不需问津了。雅驯的文字是“缙绅先生”的专有品,所谓缙绅先生,就是统治阶级的柱石;他们就是“士大夫”,又可以说,就是现今所谓官绅。他们不但要文字与民众的语言分离,就是他们所用的语言,也与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语言不同。因为统治阶级是有闲阶级,他们据有农民与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要享乐,要文雅,要仪节,要阿谀,这是一个社会的生活;被统治阶级终日勤勤为达官贵人、封建领主劳作,没有机会去享乐,他们不需要文雅,不需要仪节,更不需要阿谀。他们是奴隶,奴隶之间,只有单纯的天真诚朴,无所用其虚饰诈伪,这又是一个社会的生活。生活不同,语言文字自然也就不同。语言文字分离的原因,大致如此;统治阶级的语言与被统治阶级的语言分离,统治阶级的文字与被统治阶级的语言分离得更远。胡适的《国语的进化》只图证明语言的进化与语言文字的功用,但他并没有说明语言进化的社会动力与文字脱离语言而独立的阶级关系;或则是他不企图去说明,也许他不能说明。但是还有人直说“文字(中国的)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更是糟糕!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对于中国,不是,简直是对于整个的人类社会的反动性,并表现他对于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社会生活与其文化进程丝毫没有注意;他戴着一副尧、舜、禹、汤、地主豪绅和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贵族的眼镜,无怪乎他没有看见大多数民众社会极可宝贵的语言的特殊文化,即蕴藏着深厚伟大的革命动力的民众语言。欧洲古代思想家有两句对话如下:

——什么是文字?——历史的保存者。

——什么是语言?——精神的叛徒。

这个意思是说,文字笔之于书,不可更易;语言随时代与社会生活而时有不同,地有不同,甚至此一社会与彼一社会不同,然而就一般说,语言是“精神的叛徒”,也可以说,统治阶级的生活习惯的叛徒,统治阶级之秩序与安宁的叛徒。所以我们现在要郑重地从上述种种抽出如下的结论来:

1.语言与文字原来本是统一的。

2.语言文字分离始于阶级的社会。

3.不但统治阶级的文字,脱离被统治阶级的语言;即统治阶级的语言,也脱离了被统治阶级的语言。

4.中国的语言既然因阶级不同而分成两种语言(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那么,中国的文字自然也就分成两种(统治阶级的文言文与被统治阶级的白话文)。

5.统治阶级的文言文固然有进步,被统治阶级的白话文更有进步。

6.统治阶级的文言文是贵族的,反革命的,虚伪的,死的;被统治阶级的白话文是民众的,革命的,真实的,活的。

7.我们要努力语言文字的统一,我们尤应努力于社会生活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造,作为语言文字劳动化、社会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