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模仿

人类自儿童时，就富于模仿性，但他在生活斗争，长期劳动的过程中，能以养成他自己的创造力，培植他的独立不倚的精神。

虽然如此，人类一方面为生活斗争所迫，不得不努力创造，努力自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生来具有一种惰力，时时为因袭的生活方式所束缚，事事只管“依样葫芦”，依然脱离不了模仿的习性，在各种生活及事业方面是如此，在文字方面，也是如此。文字的模仿的习惯之社会的根源，大致不外以下两端：

（一）社会生产关系之迟滞。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社会，人类生产方法长期没有多大变动，生产方法既没有变动，其他一切建筑其上的文学艺术也就没有大变动，于是就养成人类一种世代相传的习惯，父亲如此，母亲如此，儿子如此，女儿如此，以至子子孙孙也往往如此，后一辈人只要照着前一辈人的方法去生活就得了，用不着“匠心独运”“花样翻新”。这是模仿性养成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上的原因。社会生产方法，既然长期地保守，统治阶级对于一切新的萌芽，尽力防止，尽力摧残，哲学、文学、美术、教育等一切文化，遂不得不趋于保守，谁也不敢“自出心裁”，有所创造，这是模仿性养成的原因之二。

所以在文学方面就极力仿古，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是刮刮叫的模仿心理。就拿前清做比吧，桐城派有义法，极力模仿古人作文的组织、格调与形式，上焉者直追周秦，以《左》《骚》《庄》《孟》《国语》《国策》为典型；中焉者逼近两汉，以《迁史》《班书》为准则；下焉者亦得抗怀唐宋，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父子之文为依归。至于八股、试帖诗，更不用谈了。它的“起”“承”“转”“合”，几乎字数都是一定的，声调格律都是一定的。试帖诗、八股文我都作过，可是我是没有一点心得，但模仿《目耕斋》，《周犊山文稿》（以上系八股文范本），《青云录》（试帖诗范本）我也照样模仿得来。到了后来读《左传》《迁史》则更进一步，差不多摇笔就梦想学步左丘明的辞令之妙与司马迁的笔锋之利，然而到底是蠢材，“画虎不成反类狗”，我是失败了，然而古今来文人失败的，却不是我一人，大都专心模仿古人之文，随着古人脚跟转的，没有不失败的。最明显的是桐城派。他们只在古人的文字迹象中兜圈子，毕竟一点出息没有，我最讨厌桐城派的文字。曾国藩有些关于论事、论人的文字，我却喜欢读，但是他的模仿古人的文字我也是一样地讨厌，譬如，他写他的《先大夫某某公的神道碑》（？）完全模仿欧阳修的《泷冈表》。《泷冈表》的确还有三分天真，老曾模仿的文字，那就仿佛看人家大出丧一样地“味同嚼蜡”了！

白话文的运动以后，文字上的模仿似乎要好得多了，因为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这一种于它有益的解放。但是这一解放，也和其他政治革命一样，只到一定程度为止。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文化的享受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它们的诗歌、小说等等，都是些有闲阶级的人儿吟风弄月，不然就是咏他的鸟儿、松鼠儿、猫儿、狗儿，做他们享乐的材料。所以模仿的文字在现成的社会里还是不少的，陈梦家的《雁子》，就是一个好例。陈氏是新月派的诗人，他的诗是模仿徐志摩的。徐志摩作了一首《雁儿们》，他也作一首《雁子》。徐志摩舒舒服服地看雁儿在云空里飞，看到它们的翅膀，看到它们身上的晚霞，听它们的歌唱，问“它们少不少伴侣”，问“它们有没有家乡？”……陈君也是在看雁子，也是在听它叫，听它歌，看它的翅膀，他并比志摩还坦白地说出他要“情愿是只雁子”。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志摩在那儿替雁儿担忧，怕它们或是自己在幻想那“昏黑里泛起的伤悲”，陈君则翻一个身说是“不是恨，不是欢喜”。然而在我们这些终日做苦工的人看来，实在是无聊。只有他们这些什么“秘书”，坐飞机来往或大学教授或吃什么肉饭的人，才会有这些闲工夫，在那儿雁儿、云儿的，也只有他们才有工夫去模仿他们的典型。模仿，在我们眼中，就是懒惰，没有奋斗的力量！模仿徐志摩，纵然模仿逼真，也不过是个徐氏作品的赝鼎。即使完全与徐氏作品一样，也不如自己直抒胸臆，空无依傍的作品有价值。胡秋原君曾有一段批评钱杏邨先生的话，可以拿来做本节的结论，他说：

……钱先生只会皮毛地模仿。如福禄特尔说的，世上第一个以女人比花者，是头等的聪明，第二个再用女人比花者，则是头等的蠢材。他看了一篇卢那卡尔斯基的批评论文，他也来那样一手；看了朴列汗诺夫论艺术与友人书，他也来一次“敬爱的足下”；正如茅盾有三部曲，也有人来一个三部曲一样。

（胡秋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迷妄》）

钱君的批评理论，我实在惭愧得很，没有读过多少，胡君对他的批评是否合理，我暂且不能下断语，然而把钱君抽出来，“断章取义”，胡君批评模仿的毛病，却是千真万确，应当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