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远的意识
我们在本篇第一章说明文字上的立场，第二章说明文字上的斗争的精神，第三章说明丰富的情感。但是我们所谓民众的立场，不只是纸上空谈，更不是几句左的词句的装饰，而是要它在文字上活跃着斗争的精神。但是斗争的精神，更不是一般凉血动物、统治阶级的雇佣或帝国主义者所豢养、训练出来的买办坯子及受这种影响的摩登青年的习性所能有的，而是要从丰富的情感。再明白些说，就是对于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心所燃烧着的火焰——热烈的情感中培养出来的。我们且拿今天（8月5日）《申报自由谈》瞻卢的《二一枝谭：热汤》一篇短文来做个例说一说，他说：
大热天气，街头巷尾正大做其冰淇淋酸梅汤这一类冷的饮料的生涯，但是，报纸上面，却大书特书着“热汤”两个字。
热汤，便是热河汤玉麟的省称。自从东北不抵抗，失却了许多锦绣江山，宛比在民众头上淋了一勺冷水，教他们整个的身体，都冷了半截！现在热汤是主张抵抗的了，宛比给那冷了半截的民众喝了一杯滚烫的姜汁，使他们热腾腾地做那抗敌的工作！热汤！热汤！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热汤！
有人怀疑热汤，说他从前的态度，不大鲜明，好像和那舶来品的中将汤，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碗和合汤了。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热河吃紧的当儿，热汤发表了一篇汤誓大文章，果能心口如一，热河地方，便不难固若金汤了。热汤！热汤！我把你当作四万万人的续命汤！
末了，颂不忘规，赠给你一首汤之盘铭：
热汤！毋忘！
永远不要改变你的热汤！
休得热气化为冷气，
变做了冷的饮料冰淇淋和酸梅汤！
冷了你的汤，
便是冷了四万万人的血，冷了四万万人的心肠！
热汤毋忘！
从这一篇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没有民众的立场，没有斗争的精神，更没有丰富的情感。汤玉麟还不是和奉天那一窝子的官僚一样，都是从一个炉里造出来的。你若不相信，就请看天津意租界在他的公馆里搜抄出来的两千包鸦片就知道我的说话不错了。明亡时，显宦胡广（？）与其邻人（亦高官）某相约城破死难，迨城既破，邻人某往视之，则见胡广方督饰家人饲猪。国破家亡，将以身殉，而谓尚恋恋于猪仔，有是理乎？识者早已知其死节之说之欺人矣。汤玉麟的二千包烟土和十数卡车的家私（从热河搬来）因不能与区区猪仔相较，然而其无抵抗决心，与明之胡广一也。若更以最近日人在热河的行动与夫“热汤”的应付情形证之，尤可明了他那“誓死抵抗”的文告，也同其余的达官贵人的“长期抵抗”的宣言，是一样的鬼话。“因为明白的人判断一个人，不是靠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为一个什么人，而是看他做的什么和真正是什么？……”汤玉麟做的什么和真正是个什么，我们从前面所述的事实里，还不够断定的吗？瞻卢君还希望这热汤（其实是从冰窖子里捧出来的冷汤！！！）来“做四万万人的续命汤”，那岂不是作者自己糊涂？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作者自己的情感在这种无聊的呻吟之中，也就够冷的了。因为他没有看到民众，没有一丝一毫的斗争的精神，更没有一丝一毫热烈的情感。胡适的《梦谒四烈士墓》的歌也是这样。它虽然罩上了许多“手枪炸弹”和“干！干！干！”等等字眼儿，但它的内容是异常的空虚！胡适把“帝制的推翻”归功于某烈士的一弹，这完全是抹杀一切历史，一切民众革命力量的瞎话。手枪炸弹解决不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胡适这种浅薄的作品，实在找不到它有什么斗争的精神和丰富的情感，所得到的印象，只是手枪炸弹的字眼下的一切的空虚！陶行知的《农夫之声》的歌儿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你听啊：
穿的破布衣，
吃的草根面；
背上背着没卖掉的孩儿，
饿煞喊爹爹。
牵着牛大哥，
去耕别人田。
太阳晒在光头，
心里如滚油煎。
九折三分，
驼利纳粮钱。
良民变成匪，
问在何处申冤？
人面蝗虫飞满天！
飞满天，
无有农民谁能活天地间！？
（《斋夫自由谈》）
陶先生这种叙述，完全是事实，只会比事实说得少，绝不会虚张，但是它的内容也和郑板桥给他的弟弟的信所谈的一样，恐怕还没有板桥老人给他弟弟写的那四首五言绝句（见《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并参看王灵皋《国文评选》第一集）那样深切。郑陶两人的作品都是乡村资产阶级的一种人道主义的描写，由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发出一种微弱的同情心。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陶行知的歌并没比板桥老人的作品更进一步。斗争的精神和丰富的情感？连影子也没有！为什么呢？他们都只看到社会现象的表面，而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或不曾深远地意识到这些社会现象的背后的动力，即“动力之动力”，哪能有什么民众的立场？哪能有什么斗争的精神？又哪能有什么丰富的、热烈的情感？所以我们劝告青年写作时，一定要对于他所写作的事物有一种深远的意识。说到这一层，我们不得不佩服克鲁泡得金。他的《法国大革命史》是能深远地意识到历史上的动力之动力的，他说：
一般的说来，1790年的形势是很暗淡的。路达洛在1789年11月28日的Revolution de Paris报上说，“富人的多头政治已经无耻地建立起来，谁知道，假使现在有人敢说，国民是一国的主宰，他不是犯了欺骗国民之罪呢？”然而从那时起，反动势力已经占住了很大的地盘，在我们的眼睛前面的它是逐渐地开展。
Anlard在他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政治史的大著作中，很详细地解释对于共和政府组织的思想，那时代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表示反对，甚至于在宫廷和保王党卖国的罪恶昭著，共和国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时候。实在说来，假使1789年，革命家的行动仿佛是要完全推翻王室，但是在国民会议的宪政权力逐渐伸张之时，这些同一的革命家就成了保王派了。我们还可以说，在1789年10月5日、6日，和1791年6月国王逃走以后，人民若每次表示的是一革命的力量之时。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舆论的领袖就一天一天地变成保王派。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主要的是保全财产，有如当时所常说的。我们所看见的，也实在是维持财产问题贯注着全部革命，直到吉伦特的倾覆时为止。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甚至于雅各宾党人之害怕共和国是因为人民把共和国的思想和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平等思想的了解又是财富平等和土地法的意义，即是铲平派、共产主义者、没收者，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式。当时唯有科得列尔派自动地授受共和国的主张。
克氏能以从全部大革命的活剧中，从极复杂的现象的浮面中，深深地意识到它的历史的动力之动力——“维持财产问题”，真是难能可贵。我们青年们能以学着这样的方法，对于他所要写作或要叙述的每一事件，每一问题，都深远地意识到它的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即客观的、物质的原因，那你一定会写出比较有价值的文字，无论如何，即使学克鲁泡得金之写《法国大革命史》，学不成，也比学济慈（John Keats）之写《夜莺歌》，学得成，有意义。深远的意识好比夜莺的眼睛，它在黑魆魆的深夜中，看到一切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世界。深远的意识又好比警犬的鼻子，人人嗅不到的地方，它却能觉察到一切无形无踪的秘密；它又好比爱克斯光线，可以透过人的骨肉，洞彻他的心腹，使他肺肝如见，无可隐藏。不然的话，那你的文字也就将如恩格斯所讥评的一样的可怜。他说：
倘如你研究反革命的成功之原因时，你就从各方面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不是某甲就是某乙背叛了人民。这个回答，依照实际情形判断，或者是正确，或者是错误，但它完全不能解释事情，它不能指出为什么人民允许他们被人如此叛卖。而且，假如一个政党，他的政治资本，只在于认识某甲之不可信赖的零星的事实，他的遭际又是如何的可怜呢？（同前书）
一个政党如此，一个人或一个人的文字，“只在于认识某甲之不可信赖的孤零的事实”，或是说些现成的现象，那他或它的价值都是同样的可怜啊！